对三国局势影响最大的十个人物

wangj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那么对三国局势影响最大的十个三国人物都是谁呢？
稼轩有“生子当如孙仲谋，。。。。。。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之语，想来是认为这三人是 前三甲。
后来又有首元曲写到“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 风。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此曲则道天下英雄，仅操尔。以他看来，赤壁之战只是偶然性占了上风，“使竖子成名”。“东 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而与毕生与曹操周旋的刘备他更连提都不提（或是不屑吧），直接说为刘氏呕心沥血，惨淡经营 半生却回天乏术的孔明。且也只是拿孔明作曹操的陪忖。一个“惊”只说操之威，震慑天下，惊 动卧龙，仓促上阵。高下已然分明。
这自然有失偏颇，曹操虽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并不能将其他人物的风采都掩盖了。这才 能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毕竟三国是个豪杰并起，人才辈出的时代。
而要说这影响三国格局的头号人物我想曹操当之自然是无可争议的。
可以说从群雄割据以来，曹操一直是争霸的主角，而其在北方的争霸战场也一直是斗争的中心， 这种情况直到赤壁之战才有所改变，争霸的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且曹操也是三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文武兼资，时人无出其右。
而官渡一战，以弱胜强，实是决定整个北方格局的一战，也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场著名的大战。
而后他统一北方，已然为后来三国局面的出现迈出了第一步，且为后来的统一打下了基础。三分 天下这实力最强的曹魏一方确实是由曹操一手开创。
那么这三国第二人，我认为是直接导致了天下三分的赤壁主帅周瑜。可以说三国的前期决定的天 下格局的是曹操和周瑜，一个统一北方，一个导致天下三分。《三国名臣赞序》赞周瑜：“晚节 曜奇，则叁分于赤壁”，“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参分，宇宙暂隔。”以前的正统派史学家都以《隆中对》为依据，把 三分功劳归于诸葛。其实不然，《隆中对》只是一种预见，而但对于决定三分的那场“赤壁之 战”，
诸葛亮唯一的贡献就是促成孙刘联盟，但这已是大势所趋，（派谁去都一样）而且还是孙权一方 是主动的。
曹、孙、刘赤壁之战（208），乃中古史上一大事。曹胜则汉末二十年分裂之局，可复归统一；孙、 刘胜，则三国鼎立之形势以成，战争再延长七十年。且不论对错功过，赤壁之战的主帅周瑜确实 是一手缔造出了这三分局势。
而他早年辅佐孙策平定江东，也是吴国开国立业的最大功臣。孙权称帝时就感叹说：“非周公 瑾，孤不帝矣。”可见这第东吴第一人当数公瑾。
这三嘛，就是一手建立蜀汉帝国的刘备。因为其未能像曹操，周瑜那样对当时格局带来决定性的 改变，（夷陵一战更决定了统一无法由蜀汉来完成。）且其所创基业在三国中又为最弱（还有窃 国嫌疑）故而他只能排名第三。
但他一生转战南北，一直处于当时割据斗争的前沿，“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虽颠沛陷难而 信义愈明”诚然一世之雄。虽不及前二人，但胜他人远矣！
第四自然是吴主孙权，终其一生虽是守成之主，但他或联刘抗曹，（有赤壁之战）；或联魏拒 刘，（有夷陵之战）均获大胜。（能同时战胜这当世两大枭雄的又能有谁？）割据江东，最后终 成帝业，曹操都不得不叹到：“生子当如孙仲谋”。其雄才可见。
况吴越向来属于蛮荒之地，自春秋吴越风云后，自此江东才又一次成为历史舞台的前沿阵地。
第五当数一代名臣，蜀汉丞相诸葛孔明，他是刘备死后蜀汉的实际统治者，在内政军事等方面都 有所建，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和北伐都巩固了蜀汉政权，延长了三国的局面，是三国后期最具影响 力的人物之一。
但他的功绩在后世确实被夸大了，在《三国演义》中更是成为一代“智圣”。其实观其一生，虽 数次北伐，但都无功而反，只是东支西绌，搞搞拉锯战而已。第六则是诸葛的对头司马懿，他最大的贡献自然是逐步掌握了曹魏的政权，让他的子孙最后夺位 当上皇帝。而最值得称道的自然是在五丈原拖死了诸葛孔明。
曾考虑过将其列在孔明之前，但观其一生，可圈可点的毕竟不多，综合不如孔明（尤其治国上建 树不多）。且其执政也晚于孔明，孔明前三次北伐遇上的都是曹真，郭淮，张合，等人，直到最 后与司马交手实在已是强弩之末，快灯枯油尽了。况且他的胜利多半仰仗魏国本身雄厚的国力， 并非他的能力超群。
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西晋始作俑者，且平乱孟达，公孙渊等举措都相当漂亮。
第七又回到了一个三国的前期人物——小霸王孙策。
不用说，在群雄割据时期，他是不多的风云人物，依靠父亲留下的几千人马打下东南大片河山。 一生未曾败绩，曹操都叹：“狮儿难与争锋”可惜其英年早逝，不然……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但以其吴国始创者的身份，在此居一席之地实不为过。
第八就是孙策的女婿——陆逊。
一代枭雄刘备就败亡于他手，他指挥的夷陵之战可以说是使三国进入后期的关键，也是三国三大 战役之一。
他在内政方面也是好手，堪称吴国的诸葛。也是后期维系吴国大局的关键人物。
第九我要说的人大家也许都想不到，那就是《三国志》蜀书第一篇所说的益州牧——刘焉。
说他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他首创的益州基业，这是后来刘备建立蜀汉帝国的根本。
然而他的手段不止如此，汉中的割据势力张鲁就是他一手扶植的。而其他大小割据势力都和他有 关联，为什么这么说呢？汉末管理地方的本是刺史，但刘焉却进言将它改成了垄断军政经济大权 的州牧，而后几个宗亲大臣各拒一州，才有了后来的军阀混战。而他则占据了据说有帝王之气的 益州，这才有了蜀汉基业的雏形。
第十个又得到曹魏一方寻找，最后觉得当数贾栩。
他虽然不是曹操的亲信，但在各次战役的策划上都出力不少，更重要的是他曾先后早先成效力多 人，早先事董卓，作乱京城，后来煽动李，郭二人造反，致使汉室的威望彻底扫地。后来又在曹 袁关键之战时让张绣站到曹操一边。官渡又提出四胜原则，可以说官渡之战贡献最大是他。且在众多谋士当中，数他活得最久，又帮曹丕保位，最后连献帝都给赶下台，真正结束了汉朝， 进入了“三国”时期。
不得不说三国中他是一号厉害人物，然而他功绩毕竟与前面九个差得太远，所以把他列入十大人 物之末。

通天雷神

某个人的观点而已。

wangj

我最欣赏曹操的谋略!

yunpiaoxue

这不能代表所有人

拔刀

历史就是让后人评论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客观点就行了

呆鸟

影响最大当然是大将军何进，如果不是他的愚蠢透顶，哪有后面这么多的热闹事

wangj

           三 国 毁 于 关 羽

初看《三国演义》时，书中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忠臣和奸臣。关羽是好人与忠臣的完美典型，而曹操则是坏人和奸臣的集中代表。黑白分明的幼稚，抵挡不住岁月的磨砺。再读《三国》，对这两个人的印象差不多完全颠倒了过来。
且不说曹操，只说关羽。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给人的快感，远远不能抵补大意失荆州给人的痛感。由于降曹，桃园兄弟之义令人生疑；而由于辱吴，他成了孙刘联盟的一个分裂因素，则可以肯定。
有人说，诸葛亮最怕的人不是曹操，不是司马懿，而是关羽。作为本集团的中坚力量，反而比敌对集团的中坚力量，比自己的死对头更可怕，这很耐人寻味。
诸葛亮怕关羽什么？是怕他身在汉营心在曹？证据不足。他虽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但据此认为他卖国通敌，恐怕不妥。是怕他武艺不精，不能在两军阵前斩将夺旗？也不是。他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是怕他轻举妄动，不堪军国大任？还不是。不能谋而后动，并不是他的主要缺点。
到底怕他什么？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怕他使自己的隆中对毁于一旦。怕他终究会成一块暗礁，撞沉联吴抗曹的联合舰队。而联吴抗曹，则使诸葛亮三国鼎立的根本大计。此计不成，蜀国难保，诸葛孔明的殷殷心血将付诸东流。
说到底，是怕他搞不好与东吴的关系。荆州与东吴接壤，又是一块“借”而未还的有争议的地方。作为这个地方的边将守臣，最难处理的是保住荆州与维护孙刘联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策是既不伤害吴蜀联盟，又长“借”荆州还。这正是诸葛亮处理这个难题的一贯方针。
但诸葛亮害怕关羽不能贯彻这个方针。
他深知关羽其人，识小义而未必明大义，尽小忠而可能害大忠，逞小勇而未能奋大勇。
关羽浓厚桃园之义，却淡薄天下大义。否则，他不会再三阻挠刘备三顾茅庐，也不会刁难诸葛亮初行军令。他只知道诸葛避见乃兄，使三兄弟失了面子，不知道乃兄如果见不到诸葛，会失去争夺天下的机会，会在瓜分国土的军事竞赛中被淘汰出局，连最后一勺残山剩水也得不到。
马超不懂规矩，口称玄德，而不称陛下。关羽和张飞都很恼怒。但两人要出的招数却不相同。关羽要处死马超，张飞则要作个样子给马超看。第二天上朝，马超不见关张二人在班，正自纳罕，一抬头，看见二公正站在蜀帝身后，垂手而立，甚是恭敬。马超深自惭愧，从此对玄德再不敢失礼。
可见，张飞识大体而关羽执小义。张飞比关公更懂得，得人和，是刘备与曹操、孙权分庭抗礼的最大资本。如果因失礼而失人，刘备就会失去这个资本。况且蜀国偏居一隅，人才凋零，得失一员身经百战的虎将，关系军国大计。易张飞，刘备得义得计得人和；如果依关羽，刘备则可能失义失计失人和。
关羽降曹，曹操善待于他，此“义”（其实是计）不忘，故有华容放曹之举。联吴抗曹，对关羽来说，似乎是联疏（吴）抗亲（曹），此义（国家大义）不记，故有拒亲辱吴之举。
这正是诸葛亮最怕的。
怕关公守荆州，荆州与孙刘联盟不可兼得，却可能俱失。
既如此，换个人守荆州行不行？不行。荆州重地，非至亲之人，非文武双全之臣不能守。刘备至亲之人唯关张，关张之中，文武兼备是关公。
诸葛亮怎能不怕？在刘备看来，非关公不能守荆州；而在诸葛亮看来，关公最不能守荆州。但疏不间亲，此话怎好对刘备直说。
为了让关公心悦诚服地执行他亲手制订的联吴抗曹之基本路线，诸葛亮可谓煞费苦心。他智算华容，阳算曹操，阴算关公。他料定关公的“曹操情结”不解，不能真心联吴抗曹。所以，故意给关公一个放走曹操的机会，同时又要他立下军令状。
起目的有四：一是刹刹他的傲气，赢了他的脑袋，又还给他，是要折服他的心；二是抓抓他的把柄，提醒他注意，他有历史问题，他的历史不清白，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让他执行重要军事任务，如果放走曹操，则又有了现行问题；三是解除他的“曹操情结”，放曹操一条生路，足以报答曹操所给他的一切，此后抗曹不会背不义的名声；四是小以大义，让他体会守小义（报曹）而损大义（误国）的真实后果。
尽管诸葛费尽心机，但关公有他自己的行为逻辑。逻辑的结果是腹背受敌：腹受国家之敌曹军，背受自己创造的敌人吴军。结局是丧师失地，败走麦城，穷途末路，军没身死。
这就造成了刘备的大不幸，逼着他面对自己一生最困难的选择：要顾孙刘联盟的大局，就不能为关羽报仇，不报仇，结义誓言（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便不能遵守，便会失去自己的立身之本——人和；要报仇，就要伤害自己的立国之本——孙刘联盟。也许比较好的选择是做做样子的报仇。
刘备一生，也是个好演员，而且是个相当本色的演员，其主要演技是哭。痛哭了几场，便决定为义弟报仇。也许开始是演戏，但开场的精彩误了他。连胜过几战之后，真的进入了角色，以为甩掉军师这根拐杖，也能顺水推舟地灭了吴国。
结果自然是自误误国。
有了诸葛，才有联吴抗曹；有了孙刘联盟，才有赤壁之胜，才有吴国转危为安，蜀国从无到有，才有三国鼎立之势。
因为关公，才有荆州之失；有荆州之失义弟之死，才有猇亭之败，才有蜀国伤筋动骨大流血，从此一蹶不振。
有诸葛，才有三国，所以说三国成于诸葛；因关公，盟友相攻，蜀国败亡，所以说三国毁于关羽。

wangj

《与<三国演义>批判》一书中提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经典”需要解毒。我们不否认这是阅读经典的一种视角，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大多时候，我们只有了解了文本产生的背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本身。至于中国名著是否有毒、学者能否为其彻底解毒等问题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沙龙·正方：让历史和文艺各归其位

　　与道德对政治的越位一样，中国古典文艺也经常向历史领域越位。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对于历史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进行的。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封神演义》之类。这些作品都截取甚至复制整个历史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然后加以一定的艺术虚构、掩盖一些历史真实、捏造一些历史事实，然后按作者的意图加以放大。用一句术语来说，就是这些文艺作品都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编码”，其文本乃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遮蔽”。

　　它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童年，已经化成了我们的经验。而当我们长大接触真正的历史文本后，我们的经验仍然使我们无法接受历史典籍的记录。刘备的仁义形象给我们的印象曾经如此深刻，以致想要我们认为他阴险狡诈，是相当困难的。

　　文艺对历史的越位不仅通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启蒙为一种漫画式的历史叙述方式提供条件，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歪曲。按精神分析的经典理论，童年时期的经验影响到了成年人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成年人的思维结构的建构，并且一开始就赋予了人的认知以价值判断。所以它阻碍了成年人对历史的忠实。而更重要的是，文艺作品通过对历史领域的越位，无形之中使自己变成了历史作品，而其夸张、渲染、虚构的人物及其所携带的精神符号化成了一种历史上的图腾。它不再是因“戏说”而显得像是凭空捏造的、其目的在于审美和娱乐的艺术形象。它无形之中转化成了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从一开始就通过与认识的合谋而植入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我们的的某种存在的属性。这是最为可怕的，它妨碍了我们的健全的精神结构和人格结构的建构。

　　这是一种“毒”。这种毒是应该被解除的。而“解毒”过程则是一次企图从人的灵魂里驱逐它所承载的与健康的现代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尝试。

　　石勇沙龙·反方批判不能离开文本

　　咱中国的事情，凡事就都得讲国情，不管什么东西都得“有中国特色”才成。所以像《<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样的时期要是发生在德国，绝对是文坛丑事，可是发生在中国，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记得是张志扬在《渎神的节日》里说的，德国的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睡觉”，吴妈一点都不会惊慌，照样纳她的鞋底；可是中国的阿Q对吴妈说了这话，就成了事关贞节的大事了。批判这词儿在德语里面的意思就很明白，一到了中国，就成了“批判”的样子了。

　　对《水浒》这样讲草莽英雄故事的书和讲阴谋诡计的《三国演义》进行什么批判，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相信以批判“游民文化”发家的王先生不会是以这种方式“批判”《水浒》的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还是赵翼那句话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是这里的“数百年”得改成三五年。君不见，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不就成了历史了吗？现如今流行的可是这样一提到“游民”这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的批判。

　　说实在的，要我看，现在的批判恐怕还没有超过“文革”那时的水平，也没超出老百姓“侃水浒”的水平。据今年《读书》上发表的舒芜先生的文章说，对于名著，就应该这样“谈”，就是要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谈自己的阅读感受。我倒怀疑，如果是这样，还有没有必要把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话记录发表出来，真要说“谈”名著，那就去认真地听听老百姓“谈”吧，他们的语言比知识分子们那点可怜的语言要丰富多了，“谈”的方式也开放得多。这一点只要看看网友们评论王朔的文字就够了。

　　对于《水浒》的当代理解，电视剧《水浒》与王怡写的《水浒》系列评论也许是两个高峰。前一个是文学式的再阐释，后一个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是高峰，道理也许很简单，就是他们的理解和批评都是“紧贴文本”式的，而像王先生这样文本外部的“批判”，我相信文革中的“全民评水浒”运动是一个极致，一时半会儿恐怕还超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