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日关系危机的形成及控制

richard

中日关系危机的形成及控制  

 2005年06月01日 09:59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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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参考：中日小棋局与亚洲大格局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日关系在基本结构上已发生三方面重大变化：一是中日「权势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变更，二是中日两国国内发生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变化，三是日本政府对华行为模式的变化。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必要和切实的任务不在于解决重大争端，而在于控制紧张、缓解危机和谋求基本稳定。

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善意和大局考虑出发，先后几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缓解紧张和改善关系的主动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仅大致始终没有予以实质性的积极呼应，反而反复在争端问题上采取旨在以日本单方面立场为标准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甚至前所未有地碰撞特别敏感的台湾问题对日底线，连同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些单方面行动频繁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反复地损伤了中国的情感，并且破坏了中日政治关系的基本稳定性，情况近几个月尤甚。这是中日关系异常严重地恶化的主要近因。在这类根本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媒体近几个月来对日本与其对华行为作了高度频繁、密集、突出的负面性报道和评论，中国公众中间的反日情绪随之愈益高涨。

「双强崛起」引发不稳定因素

近年来，中日关系在其基本结构或基础上已经发生如下三方面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仍在继续加剧。第一是中日间「权势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变更，亦即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或者说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持续地增长国力和增进国际影响，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相当迅速地崛起，那就是早已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的日本越来越决心要获得所谓「正常的」国际政治地位，即要成为政治强国，而且似乎决意不顾东亚邻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对此怀抱的正常合理的不安和担忧，我行我素地要将此变为既成事实，而不作认真切实的争取邻国放心的足够努力。按照国际政治常理，在两个近邻之间发生的这么一种「双强崛起」，依其本质就充满动能，充满不确定性和引发不稳定的强大诱因。何况，在中国一方有着深刻和经久的、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持续对华侵略和大举施暴为特征的历史记忆，而在日本一方则有多少淡化、掩饰和忘怀这番历史的顽固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这就为上述权势动能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能，使之更加难以控制。

中日间民族敌意滋长

第二方面最重大的变化，是中日两国国内发生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变化。在中国，包含众多层面、产生众多效应的「中国崛起」，连同某些国内社会、政治和思想动因，导致了大众民族主义的强劲增长，而它针对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日本。然而更重要、更近乎有巨变性质的是日本国内的这类变化：多数日本公众变得远为右倾化和民族主义化，同时作为这种变化的最大特征之一的，就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广泛和深化的政治厌华情绪和「中国威胁」感。于是，人们看到新的中日间民族敌意的滋长和发展。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全部历史上，使得强国间互相疑惧和互相对立尤为长久和尤易升级的，往往首先是这类民族敌意。

日本政府变更对华行为模式

最后，在尤为重大的变化中间，还包括日本政府对华行为模式晚近发生的变化或变更。在先前约30年里，大凡中日两国间发生重要的政治或战略争端，日本政府往往最终不得不选择先作实质性让步。然而，大致从2003至2004年起，尤其明显的是从2004年初起，由于它急迫地要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平等」和「正常」的政治强国，由于它对中国迅速崛起怀抱实际上相当强烈的警戒、忧惧和抗拒心理以及相关的利益盘算，也由于日本国内的上述右倾化和民族主义化趋势，日本政府显然立意变更这一对华行为模式，大致不再在中日间重要的政治或战略争端上选择先作实质性让步，甚或无论先后大致不再作实质性让步，不管这可能如何损害日本的某些具体的重要利益，例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新添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至少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日本政府的一大病态性决心，就在于立即对中国表现为「平等」的政治强国，无论中国是否接受日本的这一角色，无论如此会制造出多少政治或战略争端，或者会怎样加剧已有的争端。这一变更加上前述两大根本动态，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尤其在2004年初以来相对很短的一段时期里，中日两国间爆发了那么多重要的政治和战略争端。

经济互利不再是中日关系「安全垫」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日关系中尤为危险的大事态，在于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关于对方是怎样的国家的根本意象强烈地趋于造就根本性的战略疑惧和敌意。多数日本公众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初步形成这么一种「中国意象」：一个迅速强大的但对日本满怀敌意的中国。多数中国公众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日本意象」则比较复杂：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又很可能敌对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很可能一定能够压倒的日本。复杂性就在于关于日本即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甚至人口上的相对和绝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与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关于对方的这些根本意象并列，有着中日共有的一种两相类似的意象，那就是对方是自己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伙伴之一。这种意象在中日政治交恶和政治关系危机中是那么有益和宝贵，然而近来的事态也表明，政治关系的不断恶化必然损伤经济关系，经济互相依赖远不是中日关系的足够可靠的「安全垫」。

政治危机可能升级为冷战对抗

紧张已经或几乎已经升级为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可能升级为冲突或经久的冷战对抗。或者换句话说，中日之间未来的冲突或经久对抗成为可以想象的了。如前所说，由于多方面非常深刻和重大的动因，在可预见的时期里，中日之间多项重大政治和战略争端大概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得到解决或消弭，中日关系的大幅度实质性改善大概并非人力所及。然而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的不断恶化若不予制止，必定给中日两国各自的根本利益以及东亚的稳定与安全带来重大危险。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必要和切实的任务不在于解决重大争端，而在于控制紧张、缓解危机和谋求基本稳定。

中日政治关系现在似乎成了「零和游戏」。以进行「零和游戏」的方式对待中日关系，即使有语言、气氛上的某些改善，仍不会有稳定和进展。每一方争取在与对方打交道中「得」的努力，将遭到似乎势必「失」的对方大力强硬抵制，因而无法真正成功；而且，如此争斗和僵持的结果，将是双方彼此间的敌意和猜疑愈益加剧。中日间根本的共同利益是避免长期冷战和冲突危险，是控制天然不稳定和潜在危险的中日关系对抗动能。

中日应建立防止经久对抗的机制

如何争取这样的控制？按照常理可以作出的回答是：中日两国政府急需就中日政治关系和重大争端问题举行非常认真的和系统的政治及战略对话或谈判，并且将此当作各自国务的优先事项。这样的对话或谈判的主要任务，在于确定对待重大争端和谋求基本稳定的一条最根本规则，即两国不得在彼此间有重大争端的任何问题上采取旨在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

还有三条基本规则需要逐步但尽早地确立，那就是：区别中日关系的四个主要领域——历史问题争端、战略对立、外交关系和经济互相依赖，尽可能防止或阻止在其中一个领域发生的重大紧张或危机过度地影响其它领域；区别政府言行与民间言行，将前者当作判断对方国家意图和政策的唯一标准，防止或阻止民间反华或反日行动过度地影响政府间工作关系；在严重紧张得到控制、基本稳定得到实现的基础上，双方都应当认识到适当和有限地表示先作让步，至少以此试探对方意图和开创缓解或解决的机会是有益的。

较远地展望，中日政治关系应当以战略问题为重心。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可能与日本成为战略伙伴，但中日成为战略上经久的敌人却很有可能，而这对中国有危险，对日本来说更危险。因此，中日两国要控制战略问题，连同控制历史问题，争取制止中日政治关系继续不断恶化。

中日之间应当有正常的政治及战略关系。它应当是一种复杂和内在平衡的关系。中日之间一定有战略猜疑、战略对立、利益竞争和威望竞争。但是另一方面，要争取控制紧张，力求使紧张不升级成危机，力求使危机不升级成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需要有争取控制紧张和危机、减少过度猜疑、限制过度竞争、防止经久对抗或冲突的足够的意识与机制，同时还需要争取有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战略互信建设和协作。（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