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大话佛教东传史

呆鸟

作者：夏杞人

??（一）佛法僧的形成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释迦牟尼先生在菩提树下禅定的时候，孔子正一边周游列国一边痛苦的想着“仁远乎哉，吾将上下而求索”（后一句是我编的）；世界另一端的欧洲---希腊最初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开始研究万物本原和矛盾对立的问题（列宁说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我的妈呀，这么早就有辩证法了）。所以说，同时期的不同文明在解决了温饱后不约而同地寻找着精神世界的寄托。大家要求证的问题相同，采取的路径却各异。
　　
　　以“慈航普渡”为宗旨的佛教产生于印度并非偶然，印度从古至今一直是贫富悬殊，阶级压迫残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首陀罗、吠舍，甚至还有贱民等种姓不仅生而穷困，而且还要忍受婆罗门教的等级观念和种族隔离。因此印度的先哲们很早就开始找寻摆脱苦海的出路--------于是，佛祖诞生了。
　　
　　释迦牟尼生于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下一个叫毗迦罗比的小国，母亲在回娘家的途中在一个叫蓝毗尼花园的地方，生下了这位释迦国的太子。近代为了争夺佛祖出生地的所有权，印度和尼泊尔差点兵戎相见（类似现在辽阳人和北京人争夺曹雪芹的藉贯一样），最后在尼泊尔境内出土了阿育王御立的佛祖诞生纪念柱，这场争论才告一段落。佛祖的出生年代在大乘和小乘佛教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大体是公元前620-前560年间的事，具体是哪一年，我也不想去考证了，反证他是生了出来，没有夭折更没难产就是了。
　　
　　释迦牟尼一生下来就有异象显于天，又是白象又是天泉，总之跟常人不太一样，中国的佛教徒每年在四月初八要过浴佛节，就是纪念佛祖的诞辰。什么？你说你没见过别人过浴佛节，那你总该知道傣族有个泼水节吧，对了，这就是傣族人过浴佛节的一个仪式。北方的汉族过浴佛节没那么热闹，但一般也是很讲究的，庆祝仪式从三天到八天不等，一些著名的禅院都有大型的活动，你要是走过路过了，一定可别错过。
　　
　　释迦牟尼在青年时代发育还算正常，16岁时就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佛祖居然有儿子，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怪怪的）。29岁时的一天，释迦太子要出城，结果在东西南北门分别撞上了生老病死四种苦像，按说这是走霉运到家了，但我们的释迦先生不这样想，他认为这是神在指引他去寻求解救众生的出路，于是他就---出家了。
　　
　　当时印度正流行以极度虐待肉体寻求解脱为表现形式的苦行僧团（这种僧团现在还有），释迦牟尼带着5个待从加入其中，在恒河两岸的森林里度过了六年非人的苦行僧生活。苦行僧的生活就是日食野果、夜宿荒坟、身披鹿皮、拒绝洗澡，如此折磨身心，直至骨瘦如柴。估计是释迦牟尼受不了这个苦了（佛书说释迦牟尼发现这种执着于肉体解脱的修行不是解脱心灵之苦的妙药），六年后他独自离开了森林，他接受了牧羊女给他的乳糜（史书没写是人奶还是羊奶），6年来他吃了第一顿饱饭。中国的佛教徒们以此典故发明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的习俗（一直以为吃腊八粥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想不到居然是从印度的一个牧羊女那学来的）。
　　
　　释迦牟尼酒足饭饱后（错了，他没喝酒），开始坐在一棵大树下想心事，一想就是七天，其间有淫女魔王来扰乱（此处删节若干字），更有各种野兽鬼魃来恐吓。但释迦牟尼都不为所动，终于在第七天的夜晚，觉悟出了全部真理，达到了绝对清净之界，获得了无上法力。。。唉，废话太多，总之他成佛了。他坐过的这种大树，在印度原叫荜钵罗树，从此改叫菩提树，释迦牟尼也改叫“佛陀”了，即真理的觉悟者之意。
　　
　　佛法僧是佛教的“三宝”。佛当然是指佛陀，即修行的指路人。法是佛教重要的法器“转/法/轮”，这个东西以后再讲，着重说说僧。僧是佛教的信徒，和尚和尼姑是中国化的叫法，梵语中应该叫“比丘”和“比丘尼”。水浒中常提到“头陀”这个词，头陀其实是对有名望的高僧的尊称，尤指彻底地除却“五欲”的僧人（五欲指什么，是不是吃喝嫖赌抽，我不知道），第一个被称为头陀的是摩诃迦叶，在中国的寺庙里他通常站在佛祖的左侧，是个老者的形象。站在右侧的那个年轻人叫阿难，据说他博闻强记，据说他博闻强记，佛祖的很多圣谕是由他来整理的。佛祖死后，有两个国家的人都想把阿难抢去传法，阿难怕把事搞大，伤了两家的和气，干脆哪家都不去，站在一个木舟上自焚而死。唉，受人爱戴到这个份上还真的成痛苦了。
　　后人总结了佛祖的十二大弟子（孔子门下好像也是十二大弟子），后而还会陆续提到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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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竹林精舍到祇园精舍
　　佛祖创建了佛教，从此自称“如来”，意“如实而来，证成正觉”。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传教了。当时他先回到波罗奈国（印度战国期十六大国之一）郊外的鹿野苑苦行林，没费多大力气就说服了先前那5个待从成为信徒，这样鹿野苑就成了初传大教的胜地。
　　
　　鹿野苑究竟在什么地方，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印度人对佛教初传期的成文历史基本都没保留下来，所以也没有鹿野苑地理位置的确切记载。关键时刻还是中国人帮了忙，唐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对鹿野苑的位置给出了详细的记录，英国考古学家根据这些文字在今印度瓦拉那西市西郊终于发掘出了鹿野苑的遗址。后来世界上佛教还算兴盛的一些国家纷纷来这里建造寺院，比如中国、日本、中国西藏和斯里兰卡等，中国的寺庙比较冷清素雅、日本的比较别致，斯里兰卡建的石塔比较有气势，总之这里有点象万国佛教建筑艺术的园林。有一些来自日本、台湾的僧侣也常住在此，静静地守护着这片佛祖初传大法的神圣之地。
　　
　　接着说佛祖的传教。佛教的传播靠这么几个人是不行的，佛祖心里开始琢磨如何取得古印度大国的支持。当时印度正处于列国时代，雅利安人的后裔在恒河、印度河建了若干个城邦制的小国，比较大的有十六个，其中又以摩揭托国和居萨罗国为最强大。佛祖首先就动身去教化摩揭托国的国王瓶沙王。出乎意料的是，此行非常顺利，不仅瓶沙王皈依了佛门，并且还送了佛祖一处大宅子作教之用，这就是佛史上第一座寺院-----竹林精舍。
　　
　　为什么会这么顺利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历史背景。让我们先回头学点婆罗门教的知识。婆罗门教是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带来的原始宗教。作为多神教，它尊梵天、毗湿奴、湿婆为三主神，其它小神还有很多（本人曾参观过几个印度教寺院，有幸见识这些明显带有原始宗教特色的印度诸神），奉行“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宗旨。它所尊循的种性制度其实反映的是雅利安民族在征服印度后对被征服民族的一种种族压迫。
　　
　　经过近千年的变迁，祭祀阶层日益把婆罗门教作为其横征暴敛的工具，这种情形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基督新教革命前，原天主教腐化堕落的过程。因此在僧俗界中都有改革婆罗门教的呼声，同时随着世俗权利的不断增长，掌握王权的刹帝利种性，也对婆罗门等级中神权高于王权的制度感到不满。同样的事情还是在欧洲天主教史上也发生过，英王亨利八世就是不满天主教庭的神权对王权的侵犯，而改基督新教为英国的国教，加速了天主教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
　　
　　其实原始佛教也是从婆罗门教中分裂出来的，它在因果报应、轮回等教义上都有很浓厚的婆罗门教教义的影响，然而佛教凭借：知识、仁慈、和平这三条明显有别于婆教的宗旨开始了对母教的大挑战。
　　
　　佛祖住进瓶沙王送的竹林精舍后，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皈依，这其中就包括部分婆罗门教的僧侣，舍利弗和目健连就是重要的两位。
　　
　　关于目健连的典故很多，比较著名的就是“健连度母”（京剧里有个著名的剧目就是跟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目健连入了佛教后，得知自己的母亲因前世积恶太多而堕入地狱，于是他请求佛祖帮他超度自己的老妈，最终他的老妈获救出狱（指地狱）。这个故事满足了中国人的孝子情节，所以自梁武帝时代起（这个梁武帝是中国佛史上大大有名的一人，以后还会经常提到他），跟据这个典故定七月十五过盂兰盆节，纪念历代宗亲亡灵。你若是觉得盂兰盆这个名字听的陌生，那我说“七月十五过鬼节”你一定就有印象了。现在的日本人也过盂兰盆节，不过他们是在农历的八月十五，这一天是日本13个法定假日之一，可见佛教文化在日本也是很深远的。
　　
　　话说回来，目健连超度了别人，却未能超度自己，他后来被敌对的婆罗门教徒乱石打死，真是够惨的。
　　
　　佛祖在竹林精舍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动身去别一列国中的大国---居萨罗，同样轻易地教化了国王波斯匿王，该国太子将国都舍卫城里的一处私人府坻送给佛祖居住，这就是祇园精舍。祇园精舍比竹林精舍要气派，佛祖在这里一住就是25年。这样恒河流域两个主要的大国都皈依了佛门，其他小国自然竞相效仿，佛教由此得以在中印度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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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涅磐寂静四大皆空
　　佛祖的晚年岁月依旧在繁忙的传教活动中度过。与婆罗门教祭司不同的是，释迦先生不避等级差别，哪里的穷苦人多、贫病的人多，他便出现在哪里。而碰巧印度恒河流域潮湿炽热的气候很适合疾病的流行，所以佛祖也就特别的忙碌。有一次毗舍离国（也是印度列国十六大国之一）发生了大瘟疫，人们都避之不及，佛祖却执意前往为生者治病，为亡者超度。如此这些，自然为早期的佛教赢得很良好的印象分。说起大瘟疫在古代是常有的事，中国的史书上也有相关的记载。但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发生的黑死病（balck death)大流行，几年中夺去了欧洲大陆二分之一，英伦三岛三分之二人口的生命，比现在爱滋、SARS可怕多了。
　　
　　话题扯远了，回到前486年时的印度，佛祖在这一年有些心神不宁，他不顾弟子们对他年事已高的劝阴，执意离开晚年一直居住的王舍城竹林精舍，长途跋涉去舍卫城的祇园精舍。结果走到摩罗国都城外的拘尸那迦（在今联合邦迦夏城）外的森林中一病不起，阿难为他在一棵大树下铺一草席，乔达摩悉达多同志面西而卧，以手托头，右脚置于左脚上，寂静地涅磐了，亨年80岁。佛祖涅磐自然没有留下什么影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老照片》中找到弘一大师（即李叔同）的涅磐像，跟佛祖的姿势是一模一样的。
　　
　　佛祖涅磐了，照理这里应该为其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出一篇正式的悼文，然而要盖棺定论，就不能不把释迦先生的佛学思想介绍一下。但印度佛教有别于其它宗教，它有一整套繁杂晦涩的哲学体系。在思想性方面可与之比拟的可能只有中国的儒学（宋明理学），其它的宗教的经典大都集中于各种戒律（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而早期民族的历史细节（如基督教的旧约全书）。而佛学思想非几句话能讲清楚，本人的研究也不深，不愿班门弄斧，只挑几个浅显的概念说一下。
　　
　　佛教讲六道轮回，即凡界的人有六种生存状态：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根据不同的修行和业报，人的生命可在这六道中不断沉浮和转生。作恶越多，在六道中下沉的也越深，最倒霉地当然是身陷地狱，而地狱中又分八层（称八热地狱），最底下的那一层叫什么，我不说你也该脱口而出，对了，就叫无间道（梵语avici)。不过无间道还有另外一句解释，这里也不多说了。
　　
　　信了佛的人还要不断的修行，以使自己在六道不断沉浮和转生。那么信佛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佛祖说----那就四大皆空吧。大乘佛教认为人和法（不是指法律，而是指事物和现象）均非独立的存在，甚至边四大-----地、火、水、风也是虚无的。有些人总是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很有兴趣玩味，其实可别想歪了，佛教中的色是指人的肉胎，而非性欲，连四大都是空的，人的肉体自然也是空的了。
　　
　　俺是唯物的，所以说起这些唯心的东西，脑袋就有些发晕，就此打住吧。最后我觉得认识佛教应该把它最重要的三大宗旨（即三法印）记住，即----诸法无我、诸形无常、涅磐寂静。这是佛教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成为后来1000多年间佛教各宗派辩称谁是真正佛法的重要的论题。
　　
　　回来接着讲佛祖，他圆寂后，摩揭陀等八国抢分了他的舍利（舍利是什么我就不介绍了，大家都清楚吧），另有婆罗门人和孔雀族人把装舍利的器皿也瓜分了。后人为此建了十座塔以示纪念，令人惊讶的是，后来的考古居然证实了这一传说。不过佛祖的舍利后来似乎又被重分了一次（据说是阿育王干的，后面还要提到他），分成几万份，送到全世界各地供奉。这下中国的史书上可就热闹了，翻翻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动不动就说谁谁谁从西天取得佛骨舍利，皇帝一高兴就建塔留念。到现在最著名的一处舍利胜迹，恐怕要算陕西法门寺出土的佛指骨舍利，用八层宝函装着，极尽哀荣。
　　
　　说到法门寺的佛指骨舍利不能不多说几句。它在佛界中自所以规格最高，首先在于大唐王朝唐高宗、武则天等人的一致追捧，唐史中记载，法门寺先有舍利塔，后修寺院供奉，唐朝皇帝们信佛无度，隔几年就派大批侍臣将法门寺中的舍利迎至宫中供奉，有一年又要迎取，刑部侍郎韩愈上书反对这种辅张浪费，当时的唐宪宗一怒要杀韩愈，经人求情，才将他发配到潮洲外放。若没这个事韩愈那篇著名《祭鳄鱼文》可能还写不出来，唐宋八大家中有没有这姓韩的也难说了。
　　
　　后来法门寺因战乱，年久失修，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1987年的时候原塔崩坏，政府组织重建，意外地在塔底发现了地宫，从中起出了装璜极其精美的舍利宝函，由于这是从史书中可追溯最远的舍利实物，所以顿成世界级的国宝。这个小东西后来被迎送到港、台、泰国等地去接受膜拜，每到一处皆万人空巷。现在的法门寺因出土这一宝物，也财源广进，香火极盛，诸位去陕西一定不要错过到法门寺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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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原始佛教的第一次大分裂
　　前文介绍完了释迦牟尼的一生，这里再把佛教的四大圣地着重说一下（其实在前文中都有介绍）。由于本文的重点是介绍佛教的文化和历史，而不是佛教的教义，所以关于一些文化旅游的东西会不少的（后面介绍到中国佛教文化时会更精彩，有兴趣的朋友请耐心期待吧）。
　　
　　首先是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花园。现位于尼泊尔境内，在这里发现了阿育王石柱（印度国徽上的正中央就是这个图案），由此佛祖诞生地的争论就有了了结。现在这里的遗址规模很小，阿育王石柱也被搬走了，馆藏在鹿野苑的博物馆里。
　　
　　佛祖悟道地----菩提伽耶。就是当年佛祖禅坐过的那棵菩提树，现在位于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市近郊。由于13世纪莫卧尔王朝的回教成为印度国教，所以早年的很多佛教遗址都被毁了，佛祖禅定的那棵菩提树据说被回教徒砍倒当劈柴烧掉了，现在的菩提树是后来从斯里兰卡引种的。另外还有缅甸国在这建的大石塔，莫卧尔时期为免遭破坏，石塔外面有土堆封上，淹没了数百年，1881年的时候，英国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了石塔，这在当时是很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佛祖初传佛法处----鹿野苑。这个地方前文已经详细说过了，不再讲了。
　　佛陀涅磐处----拘尸那迦。关于这个地方的现今位置，考古界还有争论，一般也是尼泊尔说和印度说的争执，不去管它了，反正佛祖没能永生，他死了。
　　
　　佛祖死后，如何来继续宣扬佛法，这在佛教徒中间引起了争论，由于佛祖生前不立文字的，所以在他圆寂后的第一个雨季（印度高原一年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迦叶召集500多名比丘在王舍城外七叶窟这个地方，进行了第一次佛祖语录的结集。因为大家都是凭记忆来写的，为了严谨起见，都在句首加上“如是我闻”四个字，这相当于《论语》中的“子曰”这个意思。这部语录成书后取了个名字叫《阿含经》，它是原始佛教中的最初的重要经典。小乘佛教是佛教派系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所以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学习《阿含经》为主的。小乘与大乘的区别后面再慢慢说。
　　
　　原始佛教在佛祖死后安静地传播了100多年，其间波澜不惊，即没有广收信徒，也没有“三世而终”掉，这种温吞水的局面直到佛教开始其第一次大分裂也有改观。
　　
　　其实较早前类似的分裂便已发生过。佛祖有个堂弟叫提婆达多，自认很聪明，加入佛教后一直想挑战释迦先生的权威。碰巧摩揭陀国瓶沙王（这个人前面已提过了，就是送祇园精舍的那位）的太子阿者世，也瞧着佛祖不顺眼。这位太子先是暗地支持提婆达多，后来干脆把老瓶沙五给杀了，自己篡了位。阿者世虽然多次迫害佛教徒，甚至派刺客暗杀佛祖，但他最后还是醒悟，重皈了佛门。不过提婆达多派并没有就此消亡，唐代高僧义净到印度取经时还见过提婆达多派的僧侣。
　　
　　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佛教真正的大分裂开始了。当时吠舍离国的一些僧侣开始违反戒律，少量接受施主金钱的施舍。按说这也无可厚非，钱可以买僧侣必需的一些日用品，比如泡网吧就需要钱嘛。但这种行为引起了保守派僧侣的激烈反对，他们召集700名比丘在吠舍离城进行了佛教史上第二次大结集，规定了“十不法事”（类似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这些僧侣的地位较高，称为“上座部”。对立面上的那些僧侣也搞了次结集，据说他们发动了一万人，因此叫“大众部”。
　　
　　上座部和大众部佛教是后来小乘和大乘佛教的前身，一派偏于两个凡是，一派要求改革（这一句也是胡扯，佛学人士不要找我算帐）。他们的这次分裂和佛学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暂时没有危及到自身的发展，相反各种思潮的泛起，带来了佛学思想的繁荣，没过多少年，佛教就迎来了它在印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阿育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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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亚历山大和阿育王
　　古印度北有喜马拉雅山天然屏障，南有大海，东北方向虽与缅甸毗邻，但这边都是些良民，不足为患。所以自古以来印度所有的入侵者都是从其西北部的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上涌下来的。从某各意义上讲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征服的历史。自远古雅利安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英国人，先后来此赴征服盛宴的不速之各差不多有七、八拨之多，到了前327年，这次是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征战而来的马其顿人---征服者亚历山大。
　　
　　观众们可能会奇怪，说着印度佛教，怎么忽然把亚历山大扯上来了。原因是这样的，亚历山大虽没有与佛教产生什么瓜葛，但他却无意间给印度留下了两笔遗产。其一是马其顿的希腊铁蹄荡平了印度河流域，打破了古印度列国时代的政治平衡，它退走后给这里留下了势力真空，为此后的孔雀王明一统印度作为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马其顿人曾占领了古印度西北的大国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留下了的希腊人及其后迁入该地的受希腊影响的塞种人，使该地区的文化及建筑打上了深深的希腊痕迹。这一文化背景为今后佛教的造像艺术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甚至于佛祖雕塑形象的确立也与之深深有关。
　　
　　回过头说亚历山大，他于前327年灭亡了希腊人几百来的梦魇---波斯帝国，而古波斯早在前518年就将印度河平原上的诸小国收入了囊中，马其顿士兵们随着征服的惯性一头撞开了古印度的大门，亚历山大同志一只脚站在门内向里张望了一下。
　　
　　此时的恒河流域的政治局面也与佛祖悟道时起了一此变化。原摩揭陀国（送佛祖竹林精舍的那个国）已进入难陀王朝时代（前364--前324），并逐渐强大起来。经与居萨罗国（祇园精舍）多次征战，最终消灭了这个强敌。按说难陀王朝此时实力虽处于极盛，也不可能与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重步兵较量，正当印度人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却开始交好运了。
　　
　　马其顿人一路征战到这里时已筯疲力尽，战士思乡情绪严重、消极厌战，而湿热的恒河气候又令军中疾疫流行。亚历山大站在古印度的大门口看着恒河平原上田园诗般的美景，谗虫大动，他猛吞几口口水，不够身边那些病殃殃的士兵，刚想冲进来抢几个印度大眼睛MM回去，忽然身后又传来巴比仑发生叛乱的消息。唉，英雄气短、红顔命薄。伟大的马其顿到底没能与柔美的古印度擦出爱情的火花，亚历山大衔恨班师。
　　
　　马其顿人走后，当地的印度人民在孔雀族人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拥代月护王（前324--前300）为王，随后月护王又利用摩揭陀国内发生的人民起义，出兵消灭了难陀王朝，一统恒河流域，建立了对印度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传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手中时（错了，不是领导集体，是个人），印度史最伟大的国王阿育王（前273--前236）即位了。阿育王是个很少见的有征服欲的印度人，他即位之初就带兵四处征伐。最初的征服常常伴随着残暴的屠戮，前261年他征服了印度南部的大国羯凌迦，一次俘虏了15万人，他下令屠杀掉了10万人。巨大的杀戮所产生的阵阵快感弥散掉之后，阿育王感到了更为巨大的空虚，生与死的可怕命题开始折磨着年轻国王的内心。也就是这次屠城后，阿育王开始对前生的忏悔，在比丘的教化下，他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世界所有大教的传播都离不开世俗王权的支持，因而一个统一强大的孔雀王朝皈依佛门，对佛教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阿育王亲自在都城华氏城组织了佛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结集，从此佛教这个新兴的宗教正式取代婆罗门教成为全印度最大的教派（这个过程是否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有些相似呢）。
　　
　　随着阿育王王朝疆土的扩张，佛教这一生机勃勃的新宗教被传播到更多相邻的地区中去。西北方向它传到了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脚下（帕米尔高原），东北达到与缅甸接壤的阿萨姆邦（这个名字中国人要记住，因为麦克马洪线就在这里），南面跨海进入斯里兰卡。前述的那次大结集就是由斯里兰卡的上座部比丘主持的，后成书《论事》，以印度南部文字巴利文书写，后来的小乘佛教以此为经典，并将它传入东南亚各国。
　　
　　这就造成佛经翻译上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东南亚的小乘佛教经典多由巴利文记载，而北传至中国、日本的大乘佛教是由梵文翻译的。两种文字都属于坚涩难懂的古文，在现在的印度已少有人都读懂它，而当今世界可精通上述两种文字的大家，更是凤毛鳞角。不过，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当今世界上梵文、巴利文的权威还健康的活在北大的燕园之内，他就是年已94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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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慈航普渡大乘众生
　　阿育王由于全力弘法，而在佛教徒中得到护法王的称号，他一生对佛教的贡献很多，以至于以他名字命名的寺院居然建到了中国来（对比之下，中国可没有以皇帝名号命名的寺）。如果你有幸到浙江宁波一游的话，不小心在这里见到一处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禅院叫“阿育王寺”，你一定不要感到太奇怪。实际上在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之时，中国境内以阿育王为寺名的不下几十处，后来由于年久毁坏或重建更名，很多阿育王寺已不复存在了。
　　
　　宁波太白山麓的这个阿育王寺，是目前保存下来唯一的一处。它始建于东晋，相传这里也有阿育王分送的佛骨舍利（唉，佛舍利还真是多唉，北京的八大处也有个舍利塔，我十一去的时候还正在搞佛骨开光的仪式呢），所以建塔留念，继而成寺。在南宋的时候，宋宁宗将境内的佛寺规定了等级，其中有五个级别最高，成为皇家寺院，在当时称为“中华五山”或“中华五刹”（相当于现在佛教四大名山），这其中就有宁波的阿育王寺，可见这个寺院保存到现在并非偶然。另一个中华五刹可能知道的人会更多一些，就是出了济公和尚的杭州灵隐寺。
　　
　　阿育王于前236年去世，孔雀王朝遂走向衰落，先前征服过的很多小国纷纷独立。50年后孔雀王朝的末帝被部将巽伽杀死，北印度重新进入列国时代，再后来婆罗门种姓的苏迪拔又废黜了巽伽王朝的末帝，开始甘婆王朝。这边厢朝代更替虽挺热闹，可是国土面积却越来越小了。这时，南印度的安达罗崛起，一口气打到北方来，灭亡了甘婆王朝。新的王朝还没坐热王位的宝座，又一伙更新的外族侵略者风尘仆仆地大老远地赶来了。
　　
　　说起这拨新来的客人，中国人一定不陌生。他们就是被匈奴赶出新疆，而张骞同志出使西域请他们回去他们也不领情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在中国受了几百年的夹板气，跑到印度后可挺威风。他们先在中亚建立了贵霜王国，建都在前面提到的马其顿人待过的健陀罗（首都在巴基斯担白沙瓦附近），并于公元1世纪中叶南下恒河流域，南与安达罗国对峙，作起了北印度的新主人。
　　
　　印度政治上一团混乱，佛教这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前面说过佛教有了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分裂，后来在各自的教派里面又由于各种岐见，继续层层分裂，象癌细胞扩散般变出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宗派来。但是它们在思想上大多没什么创新，多拘泥于对佛祖生前言论的牵强附会上，部分教派的上导组织越来越脱离群众，演变为类似婆罗门种姓的祭司阶层。在此时局不振的背景下，大乘佛教应运而生了。
　　
　　贵霜王朝时期，佛教的中心从北印度转到南印度这边来（类似于南北朝时汉学思想的北士南下）。1世纪中叶，印度南边出现了重新编撰佛典的运动，一些已不可考证姓名的下层比丘将大众部思想集中起来，创作出后来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批大乘流派经典，如《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在这些经典中，大乘学派主张慈悲救世、普渡众生，不逃避世俗生活，而是积极地帮助世俗百姓共同致富（错了，应是共同悟道），这就是所谓“慈航普渡”的意思了。因为他们渡的人多，所以自称大乘佛教，而把对立面上的上座部僧侣称为小乘佛教。
　　
　　其实“小乘”这个称谓有点岐视的味道，上座部僧侣并不这样自称，所以你若到了东南亚碰到僧侣们，千万别当面称他们是小乘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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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印度佛教的鼎盛和衰亡
　　空宗和有宗的论剑一时分不出个胜败，而印度的政治局面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贵霜王朝立国近两百年，从伊朗崛起的萨珊王朝攻占了中亚，抄了贵霜王朝的后路，从此贵霜王朝走向衰落，不久被恒河下游摩揭陀地区起家的笈多王朝取而代之。贵霜灭亡前留给佛教一份重要遗产就是璀灿的犍陀罗文化。
　　
　　最初佛教是不立偶像的，这样做也是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诸神造像已很多），所有涉及如来的雕塑均以莲花或菩提树代指。犍陀罗地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亚历山大走后，希腊人的大夏政权又在这里统治100来年），他们不管印度佛教徒这一套，率先按希腊人的面部特征，穿上印度人的珈纱塑造了佛陀的形象，所以早期的佛像雕塑居然跟他的印度同胞一点也不象，活脱脱一个希腊贵族。现在有考证说释迦部落是操蒙古语的黄种人，所以释迦牟尼若知道自己被雕成白种子的样子一定火冒三丈。更搞笑的是，键陀罗塑造的菩萨形象也一点不庄重，体现出希腊式裸露上身的人体美，幸好那时菩萨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现，若按中国的传统可就真乱了套了。
　　
　　犍陀罗文化起始于贵霜迦腻色迦王（125-129）时期，经前期石刻艺术的发展，至4-5世纪逐渐以泥塑艺术为主，造型也更加印度化了。阿富汗的巴比扬大佛（被塔利班大炮轰毁的那尊）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佛成站立姿态，高约50多米。西方控险家在20世纪初才第一次看到它，叹服它的伟大，尊为世界第一大佛。
　　
　　不过巴比扬大佛比四川的乐山大佛要矮不少，乐山大佛高71米，开凿于唐明皇开元初年（713年），前后凿了90年才完成。它有多大？它的耳朵眼里可以站进两个人，你想它有多大。
　　
　　犍陀罗文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佛教的造像艺术，以此为模板，佛祖和罗汉的形像开始脱去神秘的面纱，以一种更直观的形式深深印入了世界各地佛教徒们的内心。
　　
　　再来谈笈多王朝，作为印度本土发展出来的政权，它堪称孔雀王朝之后第二个黄金时代，从这时起印度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封建制度也得以取代已在印度存在2000年的奴隶制。所有这些令印度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为婆罗门教的新生准备了条件。
　　
　　笈多王朝于6世纪被中亚厌哒人（白匈奴）灭亡，而匈奴人的好日了也没持续多久，6世纪末德里附近的坦尼沙国兴起（这是德里成为印度政治中心的开始），戒日王（606-647）重新统一了印度北部。戒日王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在印度达到鼎盛（其实有点最后疯狂的味道），戒日王扩建了王舍城（竹林精舍的所在地）西北部的那烂陀寺，在这里建成古印度最大的佛学院，最繁荣时有房屋300间，供上万名僧侣学习，而且食宿费全免，唐玄奘西游至此曾在这里住了5年，并受到了戒日王的接见，他后来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中很多素材取之于此。
　　
　　戒日王死后，印度重新陷入列国时代，而佛教也象大观园里过春节一样，放过最后一夜炮仗后开始衰落。佛教为何会被革新后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取而代之呢？这里面有佛教本身的问题，也有外部的因素。
　　
　　前面提过唯识、中观两大学派在“空”、“有”争论中各不相让，随着辩法的不断进行，两者越来越蜕变成烦琐的经院哲学，而且无论哪一方都很难做到自圆自说。由于太过注重于理论上的钻研，而渐渐忽视了生活中的实践，令一般百姓在纷繁的教义面前一头雾水。而失去了草根民众的理解，一代大教也就丧失了存活的土壤。这种情形在晚唐的中国同样出现过，后面讲到禅宗和净土宗时再把这个话题进一步深化。
　　
　　相反，婆罗门教则吸收了以前的教训，开始着手平民化的改革。婆罗门教必竟与印度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已有两千年的光景，他们从百姓生死婚丧习俗着手完善宗教仪式，唤醒了印度百姓心中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与公北元一世纪以来多次的外族入侵也有关系）。同时婆罗门教缓和了同世俗政权阶级的关系，不再搞神权高于王权，这就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好感，他们还给中亚入侵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重编家谱，送出刹帝利种姓头衔，以换取婆罗门教的国教地位。最终在8世纪的时候，改头换面的婆罗门教二代在印度重新得以兴盛。
　　
　　佛教在空宗、有宗谁领风骚的迷茫过后，又与印度教和民间巫术信仰揉和搞了个大杂烩，即密宗（传到西藏后，与当地原始崇拜结合而成藏传佛教）。讲究咒语、心意密法这些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又撑了两三百年。蒙古察合台伊斯兰势力进入印度后，由于他们在中亚时就与佛教国家结下了梁子，所以对佛教绝无好感。在其武装排斥的打击下，印度佛教就此一橛不振，到了13世纪时，以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毁灭为标志，佛教在印度基本绝迹。
　　
　　贴到这里有一点伤感，印度人是哲学动物，他们对佛学思想近两千年的不断探索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佛教并没就此终结，小乘佛教在东南亚，大乘佛教的空宗、有宗在中国、日本、朝鲜，密宗在蒙古、西藏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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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白马东来大教始传
　　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开始走出国门向外传播，大体在公元前2世纪时顺着丝绸之路传到西域诸国，大月氏的贵霜王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由西域再往东，佛教文明就不得不与华夏文明不期而遇了，本贴真正绚丽的篇章由此开始。
　　
　　中国史载最早提及佛教的记录是在《三国志魏略》中说，公元前2年，汉朝使者景庐出访大月氏，宾主落座后，当地国王先向他口授了一遍《浮屠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景庐一定如听天书般不知所云，所以这个事件只能算作个插曲，类似文革时候非洲兄弟来中国访问，先要在迎宾厅里听一段毛主席语录，听得懂听不懂，倒是没人去管的。
　　
　　到了汉明帝（58-76）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公元64年的一个晚上，汉明帝做了个梦，梦见西天有尊大神，脚踏金座，头顶光环。汉明帝纳闷，第二天上朝时向群官请教：
　　“朕昨晚梦见一个天神，身穿金色凯甲，脚踩七彩祥云（大话西游看多了），可是俺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诸位爱卿有何高见”
　　有位博学的学士出班上奏说：
　　“天竺有位大神，叫佛陀，听说他可知前生来世，不如把他找来给我们大汉八卦一下。”
　　
　　汉明帝把这话记在心里，隔年（即公元65年）正好有一拨大臣要出使西域，汉明帝嘱咐他们把那个叫佛陀的请回来。这几位汉使到了大月氏，没见着佛陀，倒是在今阿富汗的客栈里碰到两位印度来的游僧（一个叫涉摩腾，一个叫竺天兰）。想想自己得交差，就不管那么多，把这俩和尚拉上了“开往周渔的火车”（不，是驶往洛阳的牛车吧）请回中国来。游僧们要带点佛经作见面礼，于是又牵了匹白马在阳关斜阳无限关山的背影下，伴着一路银铃声款款东来。
　　
　　一代大教的东传自此终于开始了它在华夏大地上的漫漫征程，不过当事人不会有这么重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一行人走了两个月到了洛阳，受到汉明帝的非常礼遇（汉明帝此时倒忘了仔细瞧瞧这俩外国和尚有没有穿金甲、踏祥云），先住进当时的外宾招待所（鸿胪寺），后来干脆建了一个大宅子送给他们讲学。因为他们来时有白马相随，遂定名“白马寺”。
　　
　　白马寺是中华第一寺，现址在洛阳城东，后经历代不断扩建，到唐代时已成为中原大寺。不过与大多数中国土木结筑的建筑一样，它也没逃过历代的兵火毁坏，现在大家可看到的白马寺院落大都是明清新修的，少了些汉唐古韵，多了些近代人的涂脂抹粉。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两位印度游僧住下来念了一段外国经，不知怎么就翻译成了汉语，按章节多少起了个名字就叫《四十二章经》，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汉文佛学经典。我不懂到了《鹿鼎记》里面，这么本《四十二章经》如何就成了部武林密集，还害得韦小宝差点赔了性命就偷，真佩服金庸老先生的拿来主义。
　　
　　《四十二章经》后来在白马寺中的清凉台收藏，里面主要是小乘佛教的一些思想论述。但很遗憾的是，原本毁于兵火，倒是朝鲜的佛教徒们有从汉译本译过去的高丽版《四十二章经》。100年后西域高僧支娄迦讖和昙柯迦罗又把《大乘般若学》和《僧祇戒心》等书介绍到中国来。所以148-189年这四十年间是印度佛典汉译的第一个高峰期 。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此前一个叫刘彻的皇帝刚刚于前143年下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老二的弟子们坐到上层建筑的塔尖上，屁股还没捂热，当然不肯让佛教徒抢去了风头。同时有汉一代，中国国力昌盛，民众富足，儒教宣扬的尊礼重教正有市场，自汉末以后老庄哲学和玄学又开始方兴未艾。所以直到那俩印度和尚客死洛阳，佛教在中国也没多大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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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胡乱华与普渡众生
　　世上没有无缘由的爱，也没有无缘由的恨，中国人虽然比较有慧根，但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佛教的特别偏好。事实上恰恰正相反，佛教东传至中国后表现出的是极大的水土不服。
　　
　　原因是这样的。汉代总的来说是个尊儒的社会，儒家思想成为华夏民族文化里的一部分融入每一人的血管，而佛教的一些教义又是那样的与儒家社会传统格格不入。
　　
　　比如佛教首先要讲剃度，而儒家说“毛发精血受之父母，弃之何忍”（夏侯敦同志说完这句话后把被射瞎的眼珠子捡起来吞到了肚里）；佛教讲出家，以身侍佛，而儒家讲忠孝，放着八十老母你不养，去养满面红光的佛祖，你吃饱了撑的；佛教要求禁欲，出家人更不可能娶妻生子，而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乃大”。这些根本的矛盾令华夏人对着佛教教义，觉得再好也只能猛咽口水。
　　
　　不过汉末三国期的社会环境还是给人们一个重新审视佛教的机会。这首先在于汉末以来的大乱世，随着汉家政权的倒掉，儒家学说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也随着淡化。竹林七贤“接舆髡首,桑扈裸行”就是这种反传统的表现。在魏晋这一中国继春秋百家争鸣后又一次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里，首先站出来为佛教正名的却是一位汉人的儒生----牟子。
　　
　　牟子是三国时的东吴人，青年时期学宗儒术，通习百家，后来信奉了佛教。牟子写了本佛教东传史上很重要的书《牟子理惑论》，在这本书里他着重对上述儒家社会传统与佛教教义相冲突的地方作了解释。他说佛教并不放弃修道德、崇仁义，而是更注重大德而非小节。比如自己修行成了佛，还可以再来帮助父母兄弟等一些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这才是大仁大孝。
　　
　　而对于佛教的出家和无后这些与华夏社会传统有冲突的现象，牟子的解答更显得狡猾。他说“许由避尧让位而逃入深山，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孔子非但没有讥笑他们无子无财，反而称赞他们求仁得仁，这与佛教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正是一个意思”。这叫以儒之矛，攻儒之盾，这位牟子先生若活在现世，去参加个大专辩论赛当个主辩一定是绝不屈才的。
　　
　　牟子的辩护为佛教在中国打上了汉化的标签，由此获得了市场准入的资格，而佛学在中国主动向儒家习惯的靠拢也正是它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
　　
　　东传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汉末至晋末的全国大动乱，让我们停下来先温习一下这段五胡乱华的历史。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白痴皇帝晋惠帝即位。第二年，热闹的八王之乱（实为十三王之乱）就开锣登场，随后刘渊带领着匈奴席卷中原地区，逼着司马氏的后人跑到江东建了个东晋小朝迁。而北方羯、鲜卑、氐、羌这些血性民族象草原上发现孤羊的群狼一样，一起冲上来赶赴这次征服大餐。
　　
　　从此过去的中原乐土深陷于无尽的战火动乱之中，百姓疾苦、礼道废驰，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这时主张业报轮回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果循还的的教理恰符合当时人们今生为苦，冀望来世的生活体验。而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里寄托的港湾。
　　
　　碰巧，当时的皇帝们也苦于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太强，宣扬佛教正可以让老百姓傻乎乎地觉得以后可以到来世讨说法，而不再纠缠于今生中的得失，这当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以此为契机，佛教大传的世俗条件均已具备，终于要迎来他在中国传法的黄金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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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西域妖僧佛图澄
　　宗教的传播归根结底离不开世俗王权的支持，佛教在印度有阿育王的皈依，基督教在罗马有君士坦丁的敕封，而在中国第一个尊佛教为国教的君王则是五胡时期后赵的羯族皇帝石勒。
　　
　　石勒以偷来的十八匹马为资本在晋末乱世中起家，在不到20年间，击司马腾、攻克洛阳俘西晋末帝、杀王衍、干掉北方晋朝残余武装刘琨、灭亡刘渊匈奴的嫡系前赵刘曜，一统北方（燕地慕容鲜卑除外），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疯狂大逆转。这样的嗜血武夫又如何信奉慈悲为怀的佛教呢？这还多亏了一位叫佛图澄的西域奇僧。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曾求学佛法于古印度，并学会了很多印度的幻技方术。公元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不久被引见给石勒，石勒先听他讲了一通佛法，觉得云山雾罩地不得要领，于是干脆赤裸裸地问他“你把如来吹得神乎其神，那么佛家可有什么灵验的东西吗？”
　　
　　佛图澄早料到石勒会有此一问，遂也不过多废话，让人取来一个小碗，碗里盛满水，然后他在一边烧香念咒，不久水纹荡起，从碗里竟长出一朵光彩夺目的青莲花。石勒被这距今1700年前的古老魔术弄得大为折服，二话不说，封佛图澄为“大和尚”（注意这是和尚这一称谓的最早记录）。从而佛图澄得以在后赵国内普传大法，并在石勒的支持下广建寺院893所，上行下效，佛教在石勒治下遂大为流行。
　　
　　佛图澄的法术非常传奇，他的一些“神迹”在唐代《高僧传》、宋代《资治通鉴》、以及今人蔡东潘的《两晋演义》里都多有记述。比如《高僧传》里说他左胸上有一大孔，以絮堵之，以免肝肠外流，夜间读书时将絮拔出，孔内即有强光射出，可为照明。而且肠子也可从孔中取出，洗涤干净后还可再放回去。此外还有“麻油涂掌，预卜吉凶；祈水下龙，为民求雨”等等特异功能。石勒对佛图澄的神力深信不疑，行军打仗都要带上他，以求收“有如神助”之效。佛图澄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位正史留名的魔法师（玩过帝国时代等游戏的朋友对这个角色该不会陌生）。
　　
　　石勒之后继位的石虎，人虽更加残暴，但对佛教的情有独衷一点不让先皇。他力排众议（有汉人儒士建议他改衷儒家为国教）继续推广佛教。而这时的学佛之风也已深入民间，成为北方地区的最受人注目的大教。
　　
　　348年，佛图澄去世。第二年，冉闵就杀了后赵末帝石鉴，在邺城建立起冉魏帝国，从此北方大乱。到了362-365年间，前燕慕容恪与东晋桓温这两位当时最有名望的战略家，开始在洛阳地区这行大会战，前燕两度攻陷洛阳，又被东晋两次收复。佛图澄的大弟子道安为躲这次战乱携众弟子南迁襄阳，从此在北方已蓬勃发展起来的佛教开始渡江南下，深入汉人东晋地区，开始在南方制造出同等杀伤力的巨大影响。
　　
　　道安在襄阳制定出中国第一部僧侣规范，并第一次提出所有佛徒应都以释为姓（以前僧侣们是以老师的藉贯为姓，师从天竺来，就姓竺；从安息来就姓安；从大月氏来就姓支）。现在有个常在包公电视剧里演展昭的演员佛名叫释小龙，他的这个姓就是道安的规范中按出家人的习惯来取的。
　　
　　道安在襄阳的名气渐大，引起了北方前秦大帝苻坚的浓厚兴趣。这位后来在肥水之战中“一败成名”的苻坚，在十六国期是位文治武攻均很出众的君王，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把苻坚与唐太宗、汉武帝等一起列为“中国五位大帝”。苻坚也笃信佛教，而且他对佛学大师的兴趣也同样不低。淝水之战前，他专门安排了一次襄阳战役，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俘道安北上。378年，前秦大将苻丕攻陷襄阳，果然俘获道安，送到长安来，后来道安成为北方的佛界领袖。
　　
　　道安的徒弟慧远（334-416）在道安被俘北上时，于379年逃到江西庐山，在这里建了著名的东林寺（这个寺庙在后面还要专门讲到，禅宗五祖弘忍也曾在东林寺修行，开“东林法门”），继续在江南广传佛法。南北朝时，庐山与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慧远也与北方的鸠摩罗什合称佛宗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