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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对于当下中国大学校长来说,似乎比较贴切。
10月13日,在首批985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作为校长,说这样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要说是最轻松的校长,必然招致莫大的争议。然而,对于“最累”的说法,网友并不完全认可。新京报“京报调查”显示,高达52.5%的受调查者表示,中国校长“不算累”,只有32.0%认为“非常累”。
在多选题“你认为大学校长‘最累’”表现在哪”中,55.3%表示“为琐碎事务缠身而累”,而选择“为创建一流大学而累”与“为更好服务师生而累”的分别只有45.1%、26.8%。也就是说,在大多受调查者眼中,大学校长的精力没有完全用到办学事务中,而是耗在与办学无关的繁杂事务中。
在笔者看来,这一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符合当前大学的实情的。我国大学校长之所以“累”,在于他们与国外大学校长有一点特别不同———在国外大学中,任何学者,哪怕诺贝尔奖获得者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是利益回避的基本原则,也是学校校长职业化的要求,然而,在我国大学中,不少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依然从事教学以及学术研究,不仅在精力上难以兼顾,在利益平衡上也容易引起质疑。
顾校长说,校长之累是“因为组织制度、决策过程不明晰,很多事情都需要讨论”。那么,从解决问题出发,当是建立明晰的组织制度与决策过程,让很多事情不需要校长亲自讨论而是按规则办事。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然而,为何这么多年来,大学的组织制度和决策过程一直不清晰呢?73.8%的受调查者点明其原因———“权力错位,行政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这也说明由于利益因素复杂,由此造成学校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近年来高校内部的教育问题和学术问题,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由此可见,大学校长“最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现在大学内行政化的色彩依然浓重,导致校长的角色定位出现尴尬。作为一所大学的管理者,基本职责之一,就是建立大学内部合理的治理结构,然而61.5%的受调查者认为“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不够通畅”,这只能说明大学并没有建立好内部管理结构,没有尽到责任。
要让大学建立良好的内部管理结构,其实不难,只需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治理经验即可。这就是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权,学校校长放弃教育利益、学术利益,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一心做行政工作;行政机构不具有配置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主导权,只是为教授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服务。
因此,假使校长们真觉得自己很累,想从累中解放出来,那就把本该属于教授们的教育权、学术权回归,推行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同时,专心做好校长这一工作,不再想着学术的好处、教育的各种声誉。这一过程,既是办学规律的回归,也是教育家办校理念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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