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户口
————转自《新周刊》 1亿多中国人离开户口所在地，流动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选择着自己的新生活和机会。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粮油关系”已退出历史舞台，“农转非”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即将取消，从北京到内蒙古、从石家庄到浙江奉化，从江西到广东，各地的户籍改革都在摸头石头过河，或大步或小步地试探着攻破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
1998年11月，本刊推出专题《户口里的中国人》。我们感受到了户口给国民带来的不公正以及因此引发的无边的愤怒，当时我们就想把专题的名字叫做“狗－－日－－的户口”。结果没有，我们深知户口问题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改革还需要时间。
今天，户籍改革的种子在全国各地萌芽生长，户口及其附带的利益与冲突，越来越成为中国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障碍，甚至严重地损害到公平公正的原则。
顽固的户籍制度正在淡化，但它的瓦解还不能一蹴而就，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从社会各界发出的不满：XXXX的户口！
凡事只要一发生，就会被历史学家说成是必然的；凡事只要一存在，就会被社会学家说成是合理的。比如户口存在的合理性，有学者站出来陈列了一大堆理由，什么历史遗留啦，什么社会控制啦，什么盲流乱世啦，等等。两千多年前，那个自称“始皇帝”的人，平定天下定九洲，焚书坑儒制户藉，都是必然的吗?
凭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怎么说。但对那些饱受户口问题煎熬的现代人来说，没什么事是必然的，更没什么事是合理的。你去对他们说，你就默默地接受吧，这是现实!等待你的必将是老拳。本来嘛，人生天地间，谁也不比谁少点儿什么，凭什么就被你硬性地划分出城市的、乡村的，本地的、外地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取消，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为什么依然硬挺?
幸福取决于一张小纸片
西谚语说，贵族一出生嘴里就含着一把银匙子。按此类推，农民一出生嘴里就该含把土铲子，天生锄大地的料。按中国的说法是，贵人如贾宝玉之流一出生嘴里就含一块玉。那么北京人一出生就含着一张小纸片，那上边写着“北京户口，附加城市增容费10万元”。这种小张片现在越弄越贵，有钱人都设法弄张国外的小纸片，所以大款和大腕儿们流行把孩子生到外国去。
对我们这些肉身凡胎来说，本来生命的约束就多得头大，还要弄出些小纸片跟自己过不去，比如户口本、档案袋什么的。没这些玩意儿你就得不到所谓人生间幸福。就会闹两地分居，就会被划为“农村户口”一辈子锄大地，或者生了孩子只能上三流学校。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农村姑娘，即使她美若天仙，你也得干忍着，因为你无法忍受她和孩子一辈子当“黑户”。
我不愿留在老地方，我不愿走在老路上
这个原本是崔健在《花房姑娘》中唱出来的。歌中崔健对姑娘遥指那“大海的方向”。其实他除了去“大海的方向”哪儿也去不了，因为去别的城市必遭遇户口难题。迁徙权是19项基本人权之一，可80年代的人根本就不知有这么个词儿。当老崔1986年在唱《一无所有》时，他并非“一无所有”，他至少还有北京户口。记得小时候在对罪犯的审判词中，有一条就是“吊销城市户口”，那时以为这是无比厉害的一招。
由户口派生出“外地人”一词，它的联想词有“盲流”、“土气”和“非我族类”等。如果你在改革开放前的上海被标以“外地人”的标签，等着你的是白眼和一大串嘲讽的顺口溜。是啊，外地口音是当时北京、上海公汽售票员重点盘查的对象。仿佛你一离开出生地你就什么也不是了。
人人都说“户改”好，唯有利益忘不了
中心-边缘理论认为，中心为保持自己的控制地位，永远有一种拒斥边缘的倾向。现代城市就是中心，而乡村就是边缘，城市人拒斥乡村人的缘由无非是“利”字当头。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福利与你分享?这就业机会、这马路、这地铁、这水电和这经济适用房?所以城里人欢呼户藉改革能带来便利之时，却暗暗叫“农民别来”。
有报称，“北京《暂住证》一年获利十多亿。”这笔款警察没有直接截留，大部分用于市政建设了。可广州的户籍警心里明白，每年的季度奖、年终奖若不收暂住证费就会少一大块。
在广州中心区的“都市里的乡村”中，农民户口倒是值了钱，是村分红的凭证，一个农村户口一年少则分几万，多则几十万。如果你得罪了村干部，就罚你当“城里人”，叫你“农转非”。还是“利”字当头。
竞争力来自兼容性
都WTO了，都国民待遇了，可我们还人为地限制人这一最活跃生产力的流动。
汤姆·克鲁斯出道时主演过一部电影，讲的是美国上上个世纪新移民跑马圈地的故事，前面是插着小旗的各种地块，一声令下万马奔腾，先到者先得。这一平等竞争精神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没有人按本地人、外地人或本国人、外国人的标准划分利益。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兼容性决定了它今后的竞争力。这一点不容置疑。美国就是例证。
追求幸福是人类文明的强大驱动力。约30年前，广东东莞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偶然吃到了一小块巧克力，那东西是如此的好吃，以至于这个少年发誓一定要去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香港。少年凭着为现在所不齿的手段渡过去了。后来他创办了《壹周刊》和佐丹奴。这个人就是黎智英。后来，下层人改变命运的精神贯穿于他的企业和传媒之中。假设一个农民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他又比一般农民具有强烈得多的追求幸福的欲望，你说他能服气吗?他不服气了，你又能安全吗?
户改福音
户籍产生的目的，不过就是求证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出生地的一个证明而已。在网络已颠覆性地改写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游戏规则之后，这种封闭的、僵死的、叫人无能为力的旧户籍制度也该彻底歇着了。谢天谢地!粮票、油票、布票和粮油关系都随历史而远去。广东、浙江和安徽等地率先奏响了户籍改革的号角。这号角对芸芸众生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对咱们这种不信天不信地的凡夫俗子来说，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即使有来世也保不准投胎到什么地方，或能不能投胎为人都难说。那么在今生今世，又何必用户口这种小纸片搅得一生不痛快呢?
农村包围城市
曲／词／编曲崔健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不是我们你们到哪儿吃东西呀
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
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
我们没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
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
你们在领导面前都像孙儿似的
可一到我们面前你们都跟大干部似的
什么身份证儿暂住证儿健康证儿
难道你们城里就不是我们中国吗
谁心里都明白这话该咋儿说咋儿说
谁也不比谁机灵谁也不比谁傻呀
...给我碗水喝
再说了你们的前几代都是农村儿的
现在你们一转脸儿变成到贵族了
这些年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各种各样运动都他妈是你们弄出来的
四个盲流
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再也喊不出“XXXX的粮食”，但户口呢???户籍制度的痼疾直到今天，还使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能正常地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被叫做“外地人”、“流动人口”直至“盲流”。
只要乐意，我们本可以去到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工作、生活，依法纳税，谈情说爱，却不愿被人看作好像是背井离乡。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当代中国最集中而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城市发展特性的角度，我们在北京选取了一个IT业人士，在上海选取了一个外企白领，在广州选取了一个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工，在深圳选取了一个创业的小老板，以口述史的方式，忠实记录下他们——四个没有本地户口的“外地人”，围绕着户口与城市展开的斗争与融合。
同样的故事，也许同样发生在你身上。
北京猛小蛇：IT?没户口才挨踢呢
(猛小蛇：28岁，四川人，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在京3年多，网络著名写手)
小蛇语录：作为“北漂一族”中的一员，我已经在北京分期付款买了房子。但并没有什么归宿感———我没有北京户口，所以我只能去附近的派出所办一张暂住证“暂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里。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我们外地人一样在纳税，也在这里消费，也为繁荣北京做了贡献，为什么我们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前两天有新闻说已经有人在出售月球上的地皮，说实话我也有些动心。把家搬到月亮上后，我不需要再办理什么“暂住证”了。
我的户口“血泪史”?一言难尽!!!我至今没有户口。1998年到的北京，在北京除了一次暂住证差点被抓走，就是买房的事。
我老家是四川达县的，那里没有什么人种地了，基本上都出来了。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了四年，1996年毕业，在辽宁省新闻出版局混了两年。
从南开出来时，毕业分配签的协议和档案上都是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但派遣证、介绍信、迁住证明上把地点搞错了，写成了沈阳市新闻出版局，结果沈阳太原街派出所不让我落户。拖了1年，我把派遣证寄回学校改了，又拿着毕业证去辽宁省教委，结果东西全丢在出租车上了，也可能是被人偷了，于是就没办。
1998年来到北京，正赶上IT热。我听大学同学说金山电脑公司不错，于是去应聘。那里基本上是外地人，有北京户口的不多。
1999年初，公司统一办了一年的暂住证。1999年5月假期，老婆回老家了，有一天我就去大学同学那里玩，看了一通宵的碟。到第二天早上回家，在六道口就碰上了警察，要查证。那是城乡交界处，是民工聚集的地方。我早上起来脸还没洗，证件也没带，穿得邋里邋遢的，有点像盲流。我就用手机打电话给一起租房的公司同事，结果手机没电了。那个警察不听我解释，正要拉我，旁边已经有好多人蹲着。这时过来一个中年警察，他看我不像盲流，问：“怎么回事?”我说：“忘带了。”他就让我走了。
我们虽是打工，但穿得不修边幅的话，也怕他查，不查就没事。警察查证不定时，有时晚上也查，看警察心情如何，任务量完成得怎么样罗。经常有朋友“失踪”，后来知道是遣送回去了。有七八个朋友被查过吧。我老婆也被查过，但她以前是播音员，一说比较标准的北京话也就放了。
我一哥们的师弟是东北人，搞网络安全的，从武汉过来北京做一个项目，在大街上就被抓走了，遣送回去了，就前段时间的事，7月份吧。
很多人都是上班的时候不见了，以为失踪了，都想去报案呢。后来他们被送到了当地，马上在火车站买张火车票，又回来了。
2001年5月我买了房。外地人买房比较麻烦，要求提供各种证件，包括暂住证，钱比北京人要多交很多，这是明文规定，具体多交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买的房子总价55万，有43万是按揭。110平米，其实是109.75平米。两居室，我辟出一个小工作间，算是三居加一个客厅。住的小区是外销公寓式的，很多老外和国内外企白领。北京人可以买经济适用房，我也想啊，但我没有北京户口。
(养)小孩是一件更痛苦的事。小区就有两个幼儿园，外地孩子一年少的要交3万、多的要近10万的赞助费。所以我不要孩子了，是户口逼得我不要孩子。
我现在每个月收入3800多，另外稿费收入每月一般三四千元，多的时候六七千，还算不错的。家电贷款了1万多，一年可以还清，另外供房每月5000多。我老婆赚钱养我呀，没有她我早就饿死了，我是典型的他XX的靠老婆养。
按北京的规定，从事IT研发行业干了多少年，可以拿到户口，金山那些朋友应该都可以拿得到吧?我现在是做技术文档、产品策划、包装市场这一块的，不算。据说在北京买了房可以换A类暂住证。
从来没有拿北京户口的念头，从来没有。拿着1992年的大学身份证到处乱混。我觉得对我来说，查身份的概率也低一点，我现在比较注意形象，是啊，要维护首都形象。
我对北京感情还是挺好的，我们出来混就是找机会嘛。我在沈阳工作了两年，那里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啦。我们在东三环国贸这边，交通和空气比较差。但北京我觉得挺安全的，沈阳就比较乱一点，民间各方面比较剽悍一些。
北京现在好像对户口宽松一些了，社会肯定会越来越松了吧?现在已经松了些，希望不会查得那么严了。(笔录：何树青)
旁白：
贾宝玉是衔玉而生的，北京人是衔户口纸而生的，这张纸价值10万元(城市增容费)。
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单凭一口卷舌和儿化音的京片子并不足以令你心理平衡。
你在北京，可能听过因没办或没带暂住证的人被收容了去昌平挖沙子。这叫“以工代赈”?!衣冠不整就出街，你敢?多像民工呀，被查的概率高了去了。
外来人口补给着这个城市的活力，并延缓它的衰老。
过去十年中，北京的经济增速为两位数，外地来京人口238.9万，每增加100人就有70多人为外来人口，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9岁。北京人的学历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7倍，是天津的1.9倍和上海的1.5倍。你贡献了你的高学历、你的年轻、你的个人所得税、你的聪明才智，但你没有北京户口的话，北京仍然是别人的城市，你仍然生活在别处，你的身份被分类定性为暂住证A、暂住证B、暂住证C。
每年有10万多名幸运儿能拿到北京户口。或许你因为热爱北京已经不在意它的户口了，你飘在北京，但是北京的户籍制度以及种种不公正待遇仍然很在意你。
你会是那十万幸运儿中的一个吗?
上海吴敏洁：我已经30岁了，还没结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和一个男人结婚，还是嫁给一套房子或一个户口。
(吴敏洁：30岁，沈阳人，吉林大学外语系毕业，现为上海某外企市场部主任，来上海近5年)
吴敏洁语录：上海人排斥的是整个外地人，即使有上海户口，不会说上海话，或者说了上海话知道你是外地的，统统排斥!
对户口的种种荒谬是到了要用她的时候才知道的，也总是在最关键，对人生有重大影响的时候被卡上一下，那种感觉比吃了苍蝇还恶心!
“蓝印户口”是个什么东西?我是公司的高层，可以拥有国外的护照，只要我愿意。这个时候谈户口，真是可笑，但是我却不得不面对它。
前两天母亲还从东北打电话给我，我知道她很担心，倒不是担心我嫁不出去，只是担心我这笔糊涂帐何时能结束。母亲是反对我来上海的。我是北方人，上海人很排斥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沈阳一家报社工作，那时候从来没想过来上海，也从来没把户口放在心上，因为总是按部就班的走，小时候母亲管，上学跟着学校，毕业了再转回来。对户口最强的印象好像是小时候要拿着它去换粮票。
第一次来上海是1995年，来采访。一来我就喜欢上这个城市了，用现在时髦的词就是很小资。记得那时候是冬天，上海的街头很多女孩子露着脚裸在寒风中走，我觉得很漂亮，因为东北的冬天是很灰色的。回去以后拼了命的也要来。
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杂志社，第一天上班我就哭着回去了。为什么?实在想不明白，那么优雅的一座城市怎么会养育出这么多粗俗而且无聊的上海人。来的时候是母亲的朋友帮我办的暂助证，工作也是他帮忙联系的，那时候上海的国有单位在招聘的时候写明了要上海户口，因为没有找工作的经历，所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单位里，那些上海小姐对我的衣着打扮品头论足，虽然我听不懂，但我能从她们的表情看出来。一张张精雕细刻的脸满是令人厌恶的表情。干了一个月我就不干了。这时候才发现户口对自己有怎样的影响，因为心仪的工作大多有户口的限制。在失业一个月后我进了一家外企，从此我没进过中国的企业，即使后来又回了东北一年，也是在外企。我就是愿意给外国人工作，我有能力，谁也不能说我一个不字。外企在乎的是你能做事，而不是什么户口。
1997年到1998年，因为母亲身体不好我回了沈阳，但那时候已经和现在的男朋友有了点感觉，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在另一家外企。上海男人被攻击最多的地方在追女友的时候还是很受用的。他甚至从上海跑到沈阳好几次。所以母亲病一好，我就又回到上海。1999年年底的时候，工作很顺利，他对我又好，忽然觉得新世纪的到来对自己简直是个福音。
梦没做几天就被击醒了。第一次去见他父母，他母亲问我的第二句话是“侬是上海户口不啦!”本来她问这个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上海人排斥的是整个外地人，即使有上海户口，不会说上海话，或者说了上海话知道你是外地的，统统排斥。他们不排斥外国人，也许还是外企的工作身份让我得了进家门见面的机会。当他听到母亲这样问的时候表情很尴尬，想打马虎眼，我就直接说“没有”。后来他XX的态度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虽然我是东北人，但并不是烈性子，后来他埋怨我说实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发了那么大的脾气。
那时候才知道，关于户口的规定是小孩必须跟母亲，直到现在，全国也就剩北京和上海是这样的规矩。他母亲不愿意她的孙子是个东北人!本来打算见过他父母就结婚的，这也就耽搁了下来。我很恨他的软弱，但我又没有什么理由让他为了一个迂腐的理由背弃父母，这样的人我也不会喜欢了。
对户口的种种荒谬是到了要用她的时候才知道的，也总是在最关键、对人生有重大影响的时候被卡上一下，那种感觉比吃了苍蝇还恶心!
去年的时候他跑来对我说，上海有蓝印户口了，买房子就有，相当于上海的二等公民。听着他说：“我们可以以你的名义买一套房子，这样你就是上海人了!”看着他高兴的脸，我很受伤害。凭什么呀?蓝印户口是个什么东西?而且我当时已经进入公司的高层，甚至可以拥有国外的护照，只要我愿意。这个时候谈户口，真是可笑，但是我却不得不面对它。
这时候他母亲又说话了。“钱是你出还是她出啊?你出的话，怎么能只写她的名字呢?她出钱，用他们北方人的观点不就是倒插门吗?不行!”我不能登照片，我和他还没到最后那一步，我不想因为一个陈旧的观念放弃这份感情，虽然身边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感情有了怀疑，但我不想因为外因断了彼此的情谊。
现在我已经没兴趣谈户口了，这一次以后再也不说，随它成个什么样子。惹不起，我总躲得起!(笔录：李冬莉)
旁白：
?上海，这个最国际化的城市最不国际化的地方就是——户口。
上海在建台湾城，将有二三十万台湾省人在上海购房、就业、安家落户。他们没有户口之忧，有忧的是387.11万外来流动人口。
外来流动人口中，又有164.09万人遭遇更大的不公正，她们是女性。因为上海有规定，户口随母亲。外地户口的女人跟上海男人结婚，于下一代的户籍改变于事无补。
自1993年以来，上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连续八年负增长。
外来流动人口来自华东地区的占七成多，从事经济活动的占七成多，主要涉及制造业、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他们喜欢上海，认为上海经济发展快、投资环境好，社会较稳定，提供了较好的创业和生活的空间。
城市繁荣的创造参与者有权享受繁荣的城市，户口何时不再成为障碍?
广州陈克进：户口这东西，人家拿这个卡你你只能认命
(陈克进：25岁，浙江温州人，广州某服装店店员)
语录：以前不知道户口重要。吃了一次亏，吓得现在再着急出门，都得带齐了所有证件。
最好一辈子别再碰到这样倒霉事。户口这东西，人家拿这个卡你你只能认命。
户口这东西，害人哪。
我以前对户口没感觉，因为没吃过亏，不知道它重要。吃了一次亏，吓得现在再着急出门，都得带齐了所有证件。
两个月前，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刚刚放工回家，我住康乐村，那边外来人口多，也怪不得公安查得严。刚回家就有同事约晚上一起吃饭，他来找我，我下楼在路边等，远远看见他过来，这时候两个公安过来，查我的证件，当时我身份证有，暂住证没带，二话不说，也不给我解释机会，我说我家就在上边，回家马上就能拿来，还是不行，就要带走我。朋友也过来说好话，还是不行，当晚带到水荫路的一个收容遣送站，关了好几天。也不能对外联系。
收容站里好多人，有的是有身份证没暂住证的，也有是有暂住证没带身份证的，还有两个证都有的，也被抓了。我老板当晚从香港回来，知道这件事，赶快来救我。结果第二天星期六他们不上班，星期天也不上，使不上什么劲。星期一早上老板想来保释我，托了好多人，都不行，我连他面都没见到。这些事我都是后来听他说的。当时我想，遣送回家，那好啊，我正想回老家，还省了车票钱。星期二遣送了我们这一批人，不是老家，都送到江西萍乡，才能保释，手续好简单，每个人交600块，就放人。我老板掏钱保我出来，当天我就买了火车票回广州，前前后后这件事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当时带着店里的钥匙，我一被抓，店里的生意都做不了，好在我被抓还有人看见，知道我去了哪里。要是没人看得见，我一个星期不出现，我老板肯定要报警。
这次是我吃户口的最大一个亏。以后再不敢了，最好一辈子别再碰到这样倒霉事。收容所里公安倒没什么体罚，不过那么多人，三教九流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好多生人进来都要吃点亏，黑社会一样。我奇怪好多人，明明什么证件都有，还是被抓。有人说，这是广州迎“九运”，要清查“三无”人员，每天都有指标，完不成没有奖金。
我觉得这样没用，抓我我交钱，我不是当天又回广州?再说想要钱，我当时就可以交，为什么也不给说话的机会，就要抓人?再这样下去，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办暂住证都要钱，在别人的地盘，收钱也就算了，为什么一有风吹草动，被抓的肯定是我们这些交钱的人。户口这东西，害人哪。攒点钱本来想去香港看看，办个证件还要回户口所在地，想起这些烦都烦死，为什么外地人去香港就这么麻烦?外来人就那么不可信吗?
现在下班就回家，再也不敢出来，身上带了身份证暂住证也不安全。公司下面的服装厂，里面工人都是外地的，文化程度又低，平时没什么仪表，看起来就像盲流。现在他们都不敢出街了，每次有人出去，都有人提醒他，你要小心，小心警察抓你。(笔录：朱坤)
旁白：
广州市外来人口已突破400万，外来人口出租屋超过50万间。2001年8月23日，广西张德鸿、曹扬升老夫妇因儿子张森在广州被收容期间离奇死亡诉广州市收容站行政赔偿一案二审开庭。
1999年10月4日夜里，在广州工作多年的广西25岁青年张森，因没带暂住证在大街上被派出所警察带走。因亲属未及时带200元到派出所赎领，张森被送到广州市收容站；因未及时带800元来赎领，张森被押往从化山区的收容分站；在那里，张森仅仅因为急性阑尾炎，就死在了“盲流”收治医院。
被收容之前，张森在广州市有固定的工作、固定的住所和正常的收入，他仅仅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
此时，谁能不对暂住证的角色、收容站的角色感到齿冷!照此逻辑及机构运作，没有本地户口，没带暂住证，你很难肯定自己在这个城市仍然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遵纪守法者”。
广东省近日推出户籍改革，户籍的指标制改为准入制，以降低门槛。这个门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市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认同与歧视。
深圳胡清献：有没有户口，别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胡清献：江苏徐州人，来深圳11年，深圳市山之恋户外用品专卖店经理)
胡清献语录：我觉得户口就像衣服，我可以穿这件，也可穿那件，没有必要一定要穿哪一件。但人们似乎喜欢根据你穿的衣服来判断贫富贵贱。
在深圳打工，有深圳户口和没有深圳户口，别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你说你是深圳的，为什么这上面(身份证)写的是江苏的?”他们(公安)看完后用一种很鄙夷的口气反问我。
18岁中专毕业那一年，父亲要我跟着他开餐厅，我琢磨着跟着他没什么出息，就跑到深圳来了，当时是1990年。我至今都记得当时是怎样“混”进关来的。我用了一个混字，因为确实是混。我是从徐州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再转乘大巴到深圳的。车在同乐关停下后，我赫然发现放在口袋里的边防证不见了。翻遍了所有的包袱口袋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跟当兵的求情，让他高抬贵手，但他根本就不理我。
怎么办?当时关口附近有一些蛇头，他们纷纷上前，问我是不是要过关，我问他们多少钱，一个男的伸出两个指头，“200块”。我舍不得出这个钱，在关口前着急地走来走去，最后旁边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对我说：“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过去，你想不想走?”我看他衣服破破的，但眼睛里表达的东西却很真诚。于是我就让他带着我，从同乐关口旁边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直走上去，翻过一道墙，再走了一段山路，然后他对我说，过关了。这是我第一次进深圳的经历。我知道，假如我有深圳户口，我就可以堂堂正正进来，但是我没有，我就得翻山。
我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户口的重要性。在深圳打工，有深圳户口和没有深圳户口，别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我刚来那会儿，看到那帮有深户的人，身上就是有一种优越感，说话都牛B很多。暂住证与身份证都可以进关，但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你有深圳户口，别人就觉得你有能耐，有本事。所以，我当时也期望将来发达了，弄个深户。
但是后来，想法改变了。因为随着阅历的增多，我感觉到最重要的是人里面的东西，仅仅一个户口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我一年多花300多元钱，办个暂住证不也是一样用吗?1997到1999年我在深圳九恒公司干的时候，单位说要给我转户口，要我交1万多元钱。而那时我正想出来创业，需要钱，我想这1万多元钱，我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而且转户口还要参加人事局的什么专业考试，还要去老家办一个准迁证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挺麻烦的，就没有转。为此，父母亲跟我大吵了一架。在他们的眼里户口包含了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了户口，你就有个落脚点了。”他们觉得我就可以从此稳定下来。
1999年底，我与几个朋友策划成立一个户外旅游用品专卖店和自助游俱乐部。当时我去工商部门办营业执照，去公安局刻公章的时候，那些办事人员一看我的身份证是外地的，看我的眼神总有点不对劲。于是他们总要反反复复多审查几遍。
2000年6月，我带了一帮旅游发烧友去广西得天瀑布玩。中午我们在村里找饭吃，突然来几个公安，要查户口，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从深圳来的。他们要我把身份证掏出来，我就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们看，“你说你是深圳的，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江苏的?”他们看完后用一种很鄙夷的口气反问我。我说我是江苏人，在深圳工作。“那你为什么骗我?”我说我没有骗你。最后跟他们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放过”我，不把我弄到局子里去。
上个月我去南京订货，又在街头碰到了查证的。他们又问我类似的深圳人为什么不是深圳户口的问题。我恶狠狠地对他们说：“户口有那么重要吗?”他们又问我为什么剪光头，蓄小胡子，为什么穿着这么花里胡哨?我当时就来气了?我大声喊道：“这关你什么事?!”他们看我镇定自若地样子，估计到我可能不是通缉犯之类的人就走了。
我现在想，我将来没准儿要去哪里呢。为什么一定要弄个深圳户口。就算是北京户口，又能值几个钱。与我玩得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没有深圳户口，有几个后来转了，但大多数还是没有转，我看他们也活得逍遥自在。但是女朋友想转，她说这关系到将来小孩的问题，“没深圳户口将来小孩读书怎么办?”所以，我还得面对现实，今年有可能我会把女朋友的户口从湖北那边转过来。(笔录：程李)
旁白：
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是，没有移民，哪有深圳?
深圳的“土著”只有3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的121.48万户籍人口，并非土生土长的深圳原籍，他们只是比另外的500多万无深圳户口的深圳人或早或晚地来到这个城市。
深圳是中国南方的大城市中，普通话最通行、对外来人最兼容的城市。它一度是麦加，吸引了那么多的理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投奔。创业的热土、自由的空气、简单的人际关系、高效优质的生活，它一度是所有这些的代名词。
深圳富了，边防证还在，暂住证还在。这个城市开始充满了戒备。
深圳市公安局统计说，抓获的犯罪嫌疑犯中，有95%是流动人口。即便如此，对众多没有深圳户口的深圳人来说，分担这个犯罪率是一种无辜。如果以此犯罪率为依据，对没有深圳户口的深圳人另眼相看，则更是一种人格的侮辱。深圳只有少数几所正规院校。使深圳人的大学学高于广东省1.26倍。
户籍改革进行时
1997年，中国流动人口1.1亿人；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将达到1.3亿人。
2001年5月1日，全国范围内迁移或者农转非的居民，将不用再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粮油关系”退出历史舞台。
2001年10月1日之前，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市区，将取消“农转非”指标；在两万多个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
北京
在通州区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可以得到零地价、零租金的优惠，纳税初期的10年还能得到税额50%至25%的奖励。在通州投资50万，可以办北京户口。
浙江
凡是应聘到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作的外地人才，工作两年以上，即可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上海
2001年5月，上海改“户籍制”为“居住地制”。
杭州
9月10日起，杭州市取消未成年子女户口进杭随父投靠年龄段限制和取消夫妻分居投靠落户的原定年度审批指标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随军家属和党政干部、科技人员亲属户口迁杭及其他夫妻投靠落户，外地一方不论有无工作单位，均予受理申报。
本溪
9月1日起，本溪市在市区所属建制镇、两县驻地及其他建制镇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凡在小城镇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均可申请办理城镇户口，在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大城市户口在一段时期内可能有限制地放开。
西安
凡被西安市大中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招收招聘的、高新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引进的本科以上学历(大专生必须获得成果和专利)和获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可审批落户；对在西安市投资50万元以上兴办企业的法人及其家属，可审批落户。
成都
锦江区法院公开招聘司法警察的公告，招收对象户籍不限。
广西
将以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村人口到城镇落户“农转非”计划指标限制，放宽夫妻分居以及父母投靠子女和子女投靠父母户口迁移政策。对“农转非”的公民在子女入托、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实行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绍兴
浙江绍兴县杨汛桥镇1380户共4845位农民变成了“城里人”。1995年杨汛桥镇被列入全国首批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广东
酝酿年余的改革意见即将下发全省，改革范围涉及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本省户籍人口将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全省范围内以准入条件取代进城人口控制指标。改革后统一叫“广东居民户口”。
—————————————————————————————————— ———— 以下皆自《凤凰网》 北京，是谁的首都？ 北京，是谁都可以去的么？
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公务员已开始报名。笔者细心地查阅了招考简章，发现除了财政部外，几乎所有国家部委在京的岗位都要求报名者具有“北京户口”。与往年一样，“北京户口”再次成为“外地人”迈不过去的一道坎。与往年不同，除了无奈的叹息和抱怨，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同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机关招录公务员限定“北京户口”的做法进行违宪审查。 北京是谁的首都？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连孩子都知道“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现在怎么异化为北京人的专利？这样的异化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意味着很多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大量优秀人才，但北京没有也不可能囊括所有人才。既然不是北京地方机关而是“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公务员，那么选拔的眼光就不应该局限在北京，而是应放眼全国，将“散布”在全国各地，并有志于从事公务的精英人才吸纳到公务员队伍中，更好地为公民服务，这是“中央国家机关”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意味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复活。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是百姓的公仆，是为百姓服务的，这没有疑问。但不能否认的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又是社会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仍是很多人的梦想。北京人因为有北京户口得以进入这个群体，外地人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无缘进入这一群体。如果这种现实不能改变，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这一强势群体中，北京人将越来越多，甚至将来某一日可能完全为北京人所“垄断”。而一个掌握国家政策的群体出现“近亲繁殖”现象是危险的，它为制定公共政策时出现不应有的倾斜埋下伏笔。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意味着在公务员招考环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落空了，意味着部分公民通过成为公务员来参政议政的权利被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宪政的精髓；不因年龄、性别、种族肤色等受到歧视性待遇，则是“平等”的精髓。平等从不是虚无的，单单写在纸上也没有任何意义，而是需要落实在公民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国家公务员的环节。当有没有北京户口成为能否报考公务员的决定因素时，我们看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离我们远去。而践踏这一神圣规则的，恰恰是最有责任维护这一规则的群体。 我相信，有关部门一定能找出不少理由为“北京户口”辩护，但是，我一条都不想听——背离平等，剥夺权利的荒唐条款，必须尽快寿终正寝。 新周报/李曙明 ———————————— 北京人口膨胀 市民建议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 从里面“挡”——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 几乎占总人口1／3的流动人口，似乎成了人们心中的“结”，因此，在已经罗列出的11条市民建言中，要求将外来人口挡在城外，也成了招数之一。 政策管理是关键，对进京户籍继续实行严格限制；建立宏观控制，形成严密的管理机制，对人口总量加以限制。 对在京务工的外地人实行市民待遇，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 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从而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从中间“疏”——资源向落后地区调配 把首都过多的资源配置到落后地区，如将一些政府机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所、实验室、工业企业搬迁到落后地区或周边地区，减少首都的人口、资源压力，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把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北站迁到郊区，把环城铁路与全国铁路衔接，临时停靠的列车和换乘人员不需要进市区，减少过境流动人口对市区的瞬间压力。 北京人口压力引起的大城市病主要在于人口过度集中在城区，应通过新城建设和周边城镇建设来疏散北京的人口压力。 往外面“推”——鼓励京籍考生报考外地 人口减压应注意疏通出口，不仅仅考虑外地人进京，还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北京人出京，如鼓励老人出京养老、鼓励京籍考生报考外地院校、鼓励有志青年到大西北发展等等。 以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为契机，带动首都周边地区的发展，吸引北京人到周边地区就业。鼓励北京人的劳务输出，组织北京劳务出口公司，定期组织人员赴国外就业。 学生毕业留京是北京人口膨胀的主要根源，一方面建议国家给予到京外就业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安家费、住房优惠等政策，同时减少留京指标，提高留京门槛。 来源: 华夏时报 记者 江金骐 —————————————— “高素质人口”是个什么标准？ “严格控制流动人口，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这是北京市政府日前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而得来的体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集中体现的3大民意之一。 文/舒圣祥
非此即彼，非上既下，习惯于“二分法”的人们对“素质”同样进行了二类划分：高素质，低素质——世俗的视野里，所有人都不能出此划分之外。 遗憾的是，自诩“高素质”并且自认为有资格对别人评头品足的人们，虽然一直乐衷于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乱贴“素质”标签，却偏又懒得去追问素质的划分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在约定俗成的偏见与歧视里，一些人不得不终身顶着“低素质”的不公标签，被人瞧不起被人唾弃被人当作猪狗不如——比如农民，打工仔，服务员，建筑工……显然，北京市民“集体智慧”中所指的“低素质人员”，正不外乎指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凭劳力吃饭，凭辛苦过活，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拿着比别人低的工资，睡在临时工棚他们不嫌弃，吃着粗茶淡饭他们不抱怨，没有市民待遇他们惟有自己可怜自己，遭人白眼受了委屈他们忍住眼泪往肚子里吞……就是对待这样一群人，我们的“集体智慧”却赶之惟恐不用其极：“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自己吃剩不愿意要的饭碗都不允许他们要；“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自己住剩不愿意住的窝棚也不愿意给他们住！ 这是一场由一群“高素质”人对另一群“低素质”人进行的“审判”。最后，“人民陪审员”的意见是：把“低素质”的外地人赶出北京——共和国的首都。但是，“赶”人也得有赶人的规矩，不是只赶“低素质”外地人吗？我忍不住要多嘴质问一声：啥叫“高素质”？ 素质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素质只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素质概念被社会学引用后，又被定义为“一个人的品德、作风、智力、能力等诸方面素养的总和”。显然，学历和职业只是素质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处在重要性递减序列中的相对后位。处于前位的，我以为至少应该有：善良，包容，正直，感恩，坚毅，忠诚，诚实，关怀，敬业，等等。这些品格，被贬为“低素质”者不一定没有，而自诩“高素质”的审判者却也不一定就有。 商业规则可以用财富划分人的等级，官场规则可以用职位划分人的地位，但是，社会规则却决不容许拿学历和职业划分人的贵贱。如果我们稍许愿意感恩，我们不难体味这些“低素质”的外地人对城市生活的巨大贡献；如果我们稍许愿意诚实，我们必须承认北京的发展决不只是“本地人”努力的结果；如果我们稍许愿意正直，我们会为“世世代代北京人交税所以建设成今天的北京”之类的诳语而感到脸红；如果我们稍许愿意理性，我们能够发现不解决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北京的人口膨胀，而地区人口膨胀往往正是前期政策倾斜的结果；如果我们稍许愿意包容和关怀，我们会发现“低素质”外地人远没有那么讨厌，假如不残忍地厉声呵斥走他们，我们其实也便依旧这么过…… ——————————
谁是“低素质人员”？
2005年08月12日 10:56 文/朱四倍 据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消息，自上周末“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以来，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体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基本上体现着三大民意。其中之一是对在京务工的外地人实行市民待遇，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华夏时报》8月9日) “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成了民意，成了“集体智慧”。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意，什么样的“集体智慧”？在笔者看来，这种在民意的幌子下，把部分人群说成是低素质人员，本身就是一种不人道的说法，是一种语言暴力，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霸权”。更可怕的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低素质人员划定的标准，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北京人认为是“低素质人员”。难道除北京人以外的人都是低素质人员吗？难道低学历人员就是低素质的人吗(不知道小学没有毕业的沈从文先生，放在今天是不是也算低素质人员)？难道农民或者民工就是低素质人员吗？还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无官无权的人呢？顺着这种思维逻辑走下去，笔者感到一种生存的恐惧。 反过来说，即使有了划定低素质人员的标准，难道低素质人员就不能进京吗？北京难道仅仅是北京人或者说高素质人员的北京吗？ 透过这种畸形的民意，我看到的是来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性诉求正在被忽视。换句话说，社会正在放大强势群体的诉求而在忽视弱势群体的诉求，弱势群体的声音正在被淹没。一个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地发展和保持稳定，其重要的因素，应该归于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诉求。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诉求，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也不是为了几个集团的利益需要，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和利益的合理表达，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公正、公平与正义。社会的这种公共性诉求推动和建构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低素质人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增进正在以损害另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而发生着，是对人的尊严、自由、平等、权利的践踏。这本身就是可怕的，不利于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社会发展的陷阱。贯以“民意”、“集体智慧”也不能掩盖其本质目的：背离公平和正义。 众所周知，只有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坚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才能真正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保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而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义就在于“给每个人以所应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提出低素质人员的概念，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背叛。 来源：河北日报网-燕赵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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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7 1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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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8 08: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