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王幸福秘密调查 暴力征税震动高层 文/ 记者 欧阳斌 图/孟亮
王幸福，这个河南省宜阳县高村乡满丰凹村的普通农民，因为中共官方杂志《半月谈》的报道，一夜之间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写成60多页调查报告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中国农村暴力征税事件再次引起当局关注。
《半月谈》内部版第七期以《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名义调查真相》率先对王幸福进行报道。7月1日，新华网把这篇报道贴上网，引起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和追踪。当天，《凤凰周刊》联系王幸福时，他说已经有几家媒体与他联系，并将在翌日登门。
时政期刊《半月谈》由中共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其公开版为半月刊，内部版为月刊，作者主要是新华社记者和各地方宣传干部。该刊的特殊背景，使其报道常常成为其他媒体的追踪线索。今年春夏在大陆吵翻天的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就首先由《半月谈》曝光，并得到总理温家宝的批示。
王幸福的举动公开后不久，国家农业部就发出《关于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制止向农民乱收税费的紧急通知》，严禁违反税收法律法规扩大税收范围，严禁非农业税征收人员直接收取税款等。
被打砸抢的农民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
据《半月谈》报道，2002年1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宜阳县高村乡两位乡干部来到该乡叶沟村村民叶彦智家催缴农业税。“今年农税改革，国家规定征收哪几项啊？”48岁的农民叶彦智询问道。“反正就是这一疙瘩，写在纸上的全是农业税，你不交有人来收拾你。”乡干部很不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一大早，叶彦智按照乡里定的农业税税额把钱交给了村干部叶超林。然而，当叶彦智回到家门口，却被等候在那里的、身穿迷彩服的高村乡征税小分队扭上车，拉到了高村派出所。后来叶彦智的家人向派出所交了200元罚款（没开收据）后他才被放行。至此，叶彦智在派出所里从早上9时挨到次日凌晨1时。
与叶彦智相比，叶沟村村民叶新超更冤枉。11月13日，叶新超拿着钱赶到收税地点准备交税，但他发现乡政府账上的亩数与自己家的实际亩数不符。他实种8亩地，而乡里却让他按16.2亩纳税。询问与反驳中，叶新超说了几句过激的话。结果，叶新超被乡干部用警车拉到乡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被迫脱掉大衣和棉鞋，跪在水泥地上。经村干部说情，罚了300元才算完事（同样没开收据）。
《半月谈》报道，王幸福对此很气愤。平时经常学习政策的他决定以一个农民的名义，秘密调查暴力征税事件。
当年12月，王幸福开始从离家最近的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展开调查。调查是极其艰难的。“说心里话，调查一开始，我也很害怕受到打击报复，家里曾放了好多自卫的东西，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做了好多不吉祥的梦。”王幸福对记者实话实说。
为了节省开支，王幸福经常在山路上步行走访，饿了吃点自带的馒头和方便面，渴了找农家讨碗水。有时，受害人不在家，他不得不翻山越岭四五次。最让他感到有压力的是，“不少农民思想保守，开始根本不说正经话，他们怕说了也白说，再遭打击报复”。但他还是听到了太多太多农民的哭声。
丰李镇农妇潘胡玲向王幸福反映：2002年12月4日，200余人的突击队分8个小分队到村里征收农业税。5日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突击队人员。他们先问我丈夫：“你的税交了没有？”我接口说：“人家交俺也交。”这帮人上来抓住我胳膊说：“你现在就是交，我们也不要了。”他们连打带骂把我往车上扭，我挣扎着不上车，4个人揪住我把我抬上车。我丈夫不愿意，他们又把他揪上车。我的几个亲戚来劝阻，也被抓走。我们5人被游街示众，在西军屯学校门口被罚了跪，然后被拉到派出所打一顿。我丈夫等4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让我们写悔过书，我说不会写，派出所民警说：“不会，我们替你写。”他们写好，让我按指印，然后把我们拘留7天。
张坞乡苏羊村农民刘公超向王幸福反映:由于旱情严重，家里两季只打了6袋麦、12袋玉米，全家5口全靠这些过活。12月19日，听说今年全县武力强收农业税，我忙用架子车拉了4袋玉米去洛宁县赶集卖粮。回来走到村边，乡亲说你家出事了。原来突击队到我家，我闺女正在做饭，听到有人说：“就是这个门，用脚跺！”跺几下门没开，他们从院里抄起斧头，几下将门砍开。这伙人打了我闺女几下，进屋就抢粮食、自行车、缝纫机，我妻子拦挡，有4个人扭住胳膊将她摔到地上。我儿子护他妈，被拳打脚踢揪上车抓到派出所。他们抢粮食时把粮袋撕烂，粮食撒得满街都是。我四处求人借钱，送去香烟，又交了420元，才将儿子赎回。
《半月谈》报道，据王幸福调查，在200余户因打砸抢受害的农户中，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们中大多数有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村乡两级欠他们钱不还、该分地的没分地、计税地亩有差错等等，征税时想给乡镇村领导提出来，希望讨一个说法而已；有的农民是多年的交税纳粮模范户，仅仅因为不实的诬告就被当成“打击对象”；有的农户确实有困难需要政府减税。
摸到这些大量第一手实情后，王幸福着手撰写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他将一份报告打印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向中央、省相关部门广泛投递。为了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他常常跑到洛阳或邻近的渑池县去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
后半夜我都不敢在家住
7月1日，《凤凰周刊》记者电话采访了王幸福。
《凤凰周刊》：你这个报告受到重视也是很幸运的。 王:是的，我的报告听说回良玉副总理和省长都批了。听说中央下来人要处理那些人，但至今未处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凤凰周刊》：在《半月谈》（内部版）的特约记者采访你之前，有别人采访过你吗？ 王：只有河南的一个记者联系过我。别人都不敢报，他们说这些人能做这样的事儿（暴力征税）都是有后台的，记者都不敢报，北京的记者也不行。我联系过一些北京的记者，一开始他们都很热情，后来就说他们弄不了这个事儿。 《凤凰周刊》：你把这个事情捅出去之后，有没有人找过你的麻烦？ 王：这个事儿我调查了10个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后半夜我都不敢在家住。我们这儿打击报复的例子也有，所以我也很注意，如果我出了意外，这个事儿就弄不成了。 《凤凰周刊》：那你住哪里？ 王：住在老百姓家里。就是回到自己村，也是住在别人家里。我调查完一次，就赶紧打印出来，存在别的地方。
宪法给我的权利
《凤凰周刊》：调查中有没有人找过你的麻烦？
王：找过一次。去年9月份，当时我正在石村乡河战村调查呢，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乡里知道了，就来了一个人问这家人：“有没有人到这儿来调查东西？”主人说有。对方问调查什么？主人说:“调查去年收农业税的时候，你们抢我东西，我说了说。”这个人很老实，人家问他：“你给别人说什么了。”他说：“该咋说咋说。”人家问：“这个人走了吗？”他说：“在我后面屋睡觉呢。”
人家没再问就走了，回去之后乡政府和派出所6个人就来找我了。他们问我是哪的，我说：“我是高村乡的王幸福。”他们说：“听说是上级来了记者。”我说：“你们说是记者，我是王幸福，我是农民。”他们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来调查他们去年收农业税打砸抢的事儿。他们问我:“你高村乡的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我说:“你们不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盘上吗？我就有权利来。”他们问我：“谁给你的权力？”我说是宪法给我的权利。他们问我哪一条，我说：“你回去好好查一下。”
《凤凰周刊》：当时你不害怕？
王：当时我这个调查在河南省已经出了名了，省里面已经派了人下来调查过。当时他们（石村乡）看我态度比较硬，没打我，也没把我怎么样。那个时候正在闹非典，他们就说要带我去做检查。这个我推托不了，就和他们去了。当时如果我要是有感冒，他们就要把我拘留了。
到了石村乡医院，有人要那个医生把我的温度写高一点。我就对医生说:“我也是个老百姓，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写我的温度，你要是弄虚作假，将来我也不会放过你。”他看我这个态度不好欺负，吓了一身汗，最后给我写的是36.4度。
后来他们河战村的村长出来给我道歉，说是非典时期的必要。我说：“你也不必客气，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给我做免费的检查。我还要感谢你呢。”后来他们派出所用车把我送回来了。
花光了儿子结婚的2万多元
《凤凰周刊》：你只是一个农民，为什么要管这些事呢？
王：当时也有人劝我不要弄了，乡里违法乱纪的事儿很多，别人不做，我也不要去管。但是我看不过去，他们打人打得特别狠，绑架四五里路，打得浑身是血，还有打残废的。人家都传说现在打死人都没事儿。 还有我看了中央的“农村征收10不准”，发现中央政策和他们做的不一致。我非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所以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凤凰周刊》：你本人也遇到过被强行征税的事儿？ 王：遇到过，不过他们对我比较客气，因为我也算是个土秀才。爱学习法律和政策，经常写一些建议，上面都比较重视。在对我征收的时候，他们比较文明。 《凤凰周刊》：你调查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有的人不愿意说。有的是怕被打击报复，有的是觉得我管不了事儿。别人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个农民。别人说乡政府干部被打都没人管，你能干什么？有的家我去了三次都不和我说。 《凤凰周刊》：你一共花了多少钱？ 王：我调查这个一共10个月，走了五六百户，100多个村，花了2万6千多块钱。我儿子在外面当厨师，往家里寄了2万多块钱结婚，都被我花光了，现在我还欠着几千块钱呢。现在我一个月的电话费就是600多块钱。现在每年收入1000多块钱，在村里还行，如果我不管这事儿，肯定比现在富裕。
县里开始支持，后来要求写表扬稿
《凤凰周刊》：去年7月份你被聘为全县农业税征管监督员，还发给你1200元钱，现在你还是监督员吗？
王：现在就只是留着名号，钱也没有再领过。 《凤凰周刊》：当时聘你，给你什么任务了吗？ 王：什么任务也没有。当时他们对我说要在全县找几个敢说话、懂政策的农民，组成一个监督小组。后来全县就找到我一个人，这事儿也就算了。当时还要给我办工作证，但是县财政局长不给我办。我说没有工作证，我名不正言不顺啊。我们县的谭县长给我写了亲笔信，我再去找财政局长，他说财政局办的权威不够，让我到县政府法制办去办，把我推走了。我又去找谭县长，谭县长还是让我去找财政局。这样拖了很久，也就没办了。 当时说今年农业税征收的时候再来找我，后来没找，我也就没问了。 《凤凰周刊》：当时县里面还给你补助了3000块钱，你后来还拿到过别的钱吗？ 王：没有。当时谭县长对我说上面对我很同情，说还要补偿，但后来也没有补偿。以后我与县长的私人关系拉近了，他对我说：“老王，你这个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去了。”他说我应该多写一些表扬政府的，不能总是批评政府。 《凤凰周刊》：那谁在支持你？ 王：省里面，省农监办对我很支持。当时他们对县里说:“千万不能把老王当成上访对象啊。”他们还说我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后来给农民退回那些收税时多收的钱，都是农监办办的。 县里面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去年3月份我去见县领导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老王同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代表我自己向你表示感谢，你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啊。”后来却对我说：“老王啊，以后还是要多写政府的正面的东西。” 《凤凰周刊》：你现在还和县里联系吗？ 王：没有了，他们不找我，我也不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了省里的压力，省里对我评价很高。
基层重要领导讨厌我，不重要领导不讨厌我
《凤凰周刊》：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王：我在调查计划生育的事情。我发现现在很多计划生育措施都被做了暗套，基层政府卖生育指标，你掏多少钱，就可以生多少胎，和国家政策走向相反的方面了。 我觉得我的调查水平已经提高了，把有理有据的事儿弄成了完整的一本。我觉得我这个调查还是很成功的，我调查了2个月，就完成了。 《凤凰周刊》：你现在在当地是不是已经很有名气了？ 王：在农民里很有名了，他们都拥护我。也有很多人找我，我就帮他们想办法，出主意，我这里现在成了法律政策咨询处了。 《凤凰周刊》：在《半月谈》（内部版）对你的报道里说，你希望那些被打的人能得到赔偿，但是没有实现，现在情况怎样？ 王：还是没有。 《凤凰周刊》：那么，你觉得你做这件事儿有什么实际效果？ 王：以前乱罚的款现在都退了。这在群众中的反应都不小，他们觉得我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今年收税的时候，我调查了，打人的只有两个乡了，比以前少了太多了。 《凤凰周刊》：你这么做，是不是一些基层干部也特别讨厌你？ 王：基层重要的领导讨厌我，不是特别重要的领导不讨厌我。我分析了一下，因为这些重要领导的不合情理的做法，不太重要的领导也看不惯，但是不敢对着干。出了我这样一个人，敢和他们过不去，敢作对，其他人也应该比较解气。 《凤凰周刊》：现在中央政策如何？ 王：如果中央政策能够落实，农村肯定会更美好。但是中央的一些政策到了下面，被基层的干部给异化了，他们就代表自己的利益了。 农民中像我这样的人也比较少，不敢说话。上访不解决问题，我也去市里、省里的信访部门看了看，告状的人一大堆，告了也是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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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7-9 1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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