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哭丧女

richard

 

年轻的时候，她能歌善舞，是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人到中年，她披麻戴孝，以哭为生。二十年岁月流逝，她边走边唱。

演播室：各位好，这里是冷暖人生。我们到武汉去采访的时候,偶然听说那里有个哭灵专业户，也就是说，在别人的丧礼上，她是专门负责哭的人。当然哭的同时，还伴有特别的唱腔和其他的演出。她叫高秀梅，据说，在当地，她小有名气。和高秀敏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吓了一跳，她个子不高，染了一头的金色的头发，嗓音很粗，身上似乎是有着那么一点江湖气。她说她把自己的这一行看作是很高的艺术，她还说她觉得做这一行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说实话，这最初的谈话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放弃这一次采访了，因为她的气质离我们所找寻的故事主人公有一定的距离，况且我们更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是彼此心理上的距离。但也正是在我们打算离开的时候，高秀梅递给我们一本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的她是一个幼儿园老师，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模样很娟秀、清纯。高秀梅说，那时候她和现在唯一一样的就是，特别爱唱歌。我想可能正是这样一张二十年前的照片，让我们决定留了下来，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从一个清纯的幼儿园老师，到江湖上走街串巷的哭灵人，这二十年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事情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身上发生。

……

（串场）其实谈的久了，不难发现高秀梅是个相当豪爽的人。最初我们决定做这一次采访的时候，她答应我们不说那些广告语一样的官话套话，要说真话，她果然做到了，而且她的真实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从幼儿园老师，到下岗在街上卖彩票，从在歌厅里唱歌到年龄大了唱不了只好去卤菜店里为人家宣传产品，从第一次在丧礼上演出到研究出一整套哭灵的办法甚至下跪，高秀梅面对一个一个为什么，没有什么太高深的理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心理过程，她的回答永远是那么的简单，“为了生存,我得活呀”。这几个简单的字，也成为这个女人二十年来一步一步艰难改变最为真实的背后的理论。我想起初次见面的时候，她曾经说是为人民服务。后来其实我发现这句话也不全是假话，她是个好强的人，既然做了，而且不得不做，她就要做的最好，做到让人刮目相看，起码做到让别人尊重。高秀梅曾经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老父亲，去世之后，几个儿女不和，大儿子执意不来参加丧礼，高秀梅就亲自把他请来，用哭灵的机会，用自己编写的词讲述了老人艰难的一生，唱完之后,她看到几个儿女已经抱头痛哭。或许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所做的寻找些什么填饱肚子之外的意义吧，高秀梅想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她在她所创造的的这个行业里寻找着自己的那一份自尊。

记者：天天唱的也都是人家的苦，是吧，你觉得人的这一辈子是苦多还是乐多。

高秀梅：人啊，我觉得一辈子，做人难，难做人，自己对自己来说的话，要什么都要看开一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坎坎坷坷的，就是看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善待它。

记者：十几年，你变化了五六种角色，回过头去怎么看呢，这些变化，这样的一些角色的转变。

高秀梅：我觉得是自己的一生的命运很坎坷，怎么办呢，可能是说,这就是我的命吧，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好像是老天爷就这样安排我这样子一步步地走过来。

记者：要是你能有选择的话，你这几种角色，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你现在还可以重新再选择一下的话。

高秀梅：那我肯定还是选成幼儿园老师，那是最好的，其实我有这样一个设想，以后我唱不动了，一旦我的嗓子出了问题，但是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想自己办一个私人的幼儿园。

记者：那还是一种情节，我看你现在名片上还写的是老师，后面有个后缀是老师，那个名字后面,然后我知道周围也好多人还叫你老师。

高秀梅：对。

记者：是不是一种情节的关系。

高秀梅：对，几乎是，不管是在舞厅里面唱歌，或者是现在搞这行,基本上都是叫我老师，高老师。

记者：你还是更愿意人家把你看作一个老师。

高秀梅：我最喜欢就是老师。

演播室：一辈子唱了那么多的歌，高秀梅说她最喜欢的还是那首采磨菇的小姑娘，因为那是在幼儿园的比赛上唱的，而且因为那首歌，她得了一辈子当中唯一得过的一个演唱奖。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想，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应该怎么去形容她呢，一个幼儿园老师，一个下岗女工，一个单亲母亲，一个上了年纪的歌厅歌手，一个哭灵人。每一个角色，都是她曾经的角色，而每一段经历，又都和她那毕生的爱好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我想,或许也没有那么复杂吧，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爱唱歌的女人。

记者：现在想起来，其实你一直是用你的歌喉，是用这把嗓子在养活自己。

高秀梅：对，我说要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真的，我很幸运，很幸运我有这样一个天赋。

记者：唱哪首歌的时候，自己心里不仅是唱给别人听，唱给自己听吗。

高秀梅：像那个舞女，舞女这首歌，我好像就是在唱我自己。

（唱歌）多少人为了生活，历经了悲欢离合，多少人为了生活，历经沧桑，心酸向谁说。啊，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眼泪也要对人笑嘻嘻，啊，来来来跳舞，脚步开始摇动，不管人是谁，人生是一场梦。

高秀梅：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也就是为了生活

红蜻蜓

看过这期节目，心情不太好。

楚狂

这就是所谓的冷暖人生，

有人酒池肉林、华屋香车，

有人却……………………

昨晚是认认真真地将凤凰卫视的这期《冷暖人生》给看完了！

唏嘘不已！！！！！

solemnity

据说收入不菲啊

richard

解说：每次“哭丧”，出发前高秀梅都要提前认真准备，她说“唱白事”并不简单，化妆、衣着、道具都有讲究，什么都要和丧礼的气氛协调一致，不能马虎。

高秀梅：唱歌的话筒，在这，我自己的话筒，自己带上，专业，这个话筒好一些，我自己花了三百多块买的，自己的话筒好一些，然后就带上自己的垫子，带上孝布，

记者：带垫子？你有严重的关节炎？

高秀梅：哎，关节炎，有时候，特别是下跪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个搭档，（在）后面，他的力气大，非要他们把我扶起来，不然的话，我自己站不起来。

解说：第一次“哭丧”获得了巨大成功，找高秀梅做“白事”的人更多了，这让高秀梅感到振奋，但所有的一切她都小心谨慎地瞒着女儿，她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

高秀梅：她以为我在歌厅里面唱歌，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半年，大半年了，做白事。

记者：实际上当时你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做的决定，没有周围的人可以商量。

高秀梅：对，没有。我的女儿还以为我在歌厅里面唱歌。

记者：你之前为什么不想告诉她。

高秀梅：因为我总怕我在外面做这个事，她在外面也没有面子，我的妈妈在外面做这个事，好像对她很没面子，我就没有跟她说这个事。

解说：2002年，高秀梅的女儿中专毕业后在一家酒店工作。但仅仅做了两个月她

就不做了，说太累。后来连换了两个工作，她也都不满意，几个月呆在家里无所事事。高秀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高秀梅：怎么办呢，我就要让她知道，只有用我的这个事情来教育她。

记者：怎么说的。

高秀梅：我就说，你知道吗，妈妈在干什么，她说你在歌厅里面唱歌，我说这样吧，刚好那一天我们是在安静？小区里面，当时也是死了,已故的是个奶奶，是个母亲,我说你到哪儿哪儿，今天晚上妈妈在这儿有个（活动），我叫她去一下

解说：当天晚上，高秀梅的女儿来到了丧礼现场，看到正跪在地上泪流满面，悲痛哭唱的母亲，她哭了。高秀梅跪着哭，女儿站在人群中看着母亲哭。听着母亲已经嘶哑的声音，女儿走上场帮母亲唱了一首歌：真的好想你。听着女儿的歌声，高秀梅不禁泪流。

高秀梅：上来唱这个歌的时候，她唱的(是)”真的好想你“，她自己唱的，可能她唱的时候不是想的这个奶奶，她都想着自己的母亲，她当时唱得眼泪流，我自己也感动得眼泪流，她很心疼。

记者：她跟你后来说过这件事吗。

高秀梅：她说妈妈，你在家里做，我出去赚钱养活你，你就在家里面，就是那一次她去看了以后，对她的心理很酸的，她自己,想到自己的母亲这样，她说妈妈你就在家里，我赚钱养你。

解说：第二天，高秀梅的女儿就一个人出去找工作了，随着“知名度“的提高，高秀梅的生活逐渐稳定，她再次成了家，现任丈夫非常支持她的“工作”，一有空就和她研究“哭丧”的技巧。高秀梅说，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歧视她们这一行，但越来越多的人请她去唱，这说明她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她很满足，她要进一步提高技艺、把“哭灵”做得更好。高秀梅说话时声音沙哑，她说这都是“苦丧”哭的，因为经常流泪，她的视力也下降得厉害。

老人走了，突然的一种噩耗，就把这一句，就是这个意境，看把它编成一句词，把这两句改掉，你说呢？突然说，好象站在灵堂的前面，看到老人的遗像，如今见灵堂只见遗像，再也不见妈妈的声影，把他悲切的心情刚开始要把它唱出来，然后再转回诉说老人家的身世。

（串场）其实谈的久了，不难发现高秀梅是个相当豪爽的人。最初我们决定做这一次采访的时候，她答应我们不说那些广告语一样的官话套话，要说真话，她果然做到了，而且她的真实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从幼儿园老师，到下岗在街上卖彩票，从在歌厅里唱歌到年龄大了唱不了只好去卤菜店里为人家宣传产品，从第一次在丧礼上演出到研究出一整套哭灵的办法甚至下跪，高秀梅面对一个一个为什么，没有什么太高深的理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心理过程，她的回答永远是那么的简单，“为了生存,我得活呀”。这几个简单的字，也成为这个女人二十年来一步一步艰难改变最为真实的背后的理论。我想起初次见面的时候，她曾经说是为人民服务。后来其实我发现这句话也不全是假话，她是个好强的人，既然做了，而且不得不做，她就要做的最好，做到让人刮目相看，起码做到让别人尊重。高秀梅曾经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老父亲，去世之后，几个儿女不和，大儿子执意不来参加丧礼，高秀梅就亲自把他请来，用哭灵的机会，用自己编写的词讲述了老人艰难的一生，唱完之后,她看到几个儿女已经抱头痛哭。或许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所做的寻找些什么填饱肚子之外的意义吧，高秀梅想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她在她所创造的的这个行业里寻找着自己的那一份自尊。

记者：天天唱的也都是人家的苦，是吧，你觉得人的这一辈子是苦多还是乐多。

高秀梅：人啊，我觉得一辈子，做人难，难做人，自己对自己来说的话，要什么都要看开一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坎坎坷坷的，就是看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善待它。

记者：十几年，你变化了五六种角色，回过头去怎么看呢，这些变化，这样的一些角色的转变。

高秀梅：我觉得是自己的一生的命运很坎坷，怎么办呢，可能是说,这就是我的命吧，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好像是老天爷就这样安排我这样子一步步地走过来。

记者：要是你能有选择的话，你这几种角色，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你现在还可以重新再选择一下的话。

高秀梅：那我肯定还是选成幼儿园老师，那是最好的，其实我有这样一个设想，以后我唱不动了，一旦我的嗓子出了问题，但是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想自己办一个私人的幼儿园。

记者：那还是一种情节，我看你现在名片上还写的是老师，后面有个后缀是老师，那个名字后面,然后我知道周围也好多人还叫你老师。

高秀梅：对。

记者：是不是一种情节的关系。

高秀梅：对，几乎是，不管是在舞厅里面唱歌，或者是现在搞这行,基本上都是叫我老师，高老师。

记者：你还是更愿意人家把你看作一个老师。

高秀梅：我最喜欢就是老师。

演播室：一辈子唱了那么多的歌，高秀梅说她最喜欢的还是那首采磨菇的小姑娘，因为那是在幼儿园的比赛上唱的，而且因为那首歌，她得了一辈子当中唯一得过的一个演唱奖。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想，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应该怎么去形容她呢，一个幼儿园老师，一个下岗女工，一个单亲母亲，一个上了年纪的歌厅歌手，一个哭灵人。每一个角色，都是她曾经的角色，而每一段经历，又都和她那毕生的爱好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我想,或许也没有那么复杂吧，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爱唱歌的女人。

记者：现在想起来，其实你一直是用你的歌喉，是用这把嗓子在养活自己。

高秀梅：对，我说要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真的，我很幸运，很幸运我有这样一个天赋。

记者：唱哪首歌的时候，自己心里不仅是唱给别人听，唱给自己听吗。

高秀梅：像那个舞女，舞女这首歌，我好像就是在唱我自己。

（唱歌）多少人为了生活，历经了悲欢离合，多少人为了生活，历经沧桑，心酸向谁说。啊，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眼泪也要对人笑嘻嘻，啊，来来来跳舞，脚步开始摇动，不管人是谁，人生是一场梦。

高秀梅：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也就是为了生活，

richard

   

解说：丈夫走了，留下高秀梅和女儿相依为命。办完丈夫的丧事，为了还欠下的巨额外债，为了供女儿上学，高秀梅更加拼命地“赶场”。但随着年龄的偏大，高秀梅能够演唱的“场子”越来越难找了。

高秀梅：我的歌唱得可以，但是呢，你的形象站在上面。

记者：他们还是需要那种靓女靓仔。

高秀梅：那当然。

记者：年轻的。

高秀梅：对。

高秀梅：因为毕竟是歌厅那样的地方。来的也都是小年轻的人。

高秀梅：那时侯，我就专门找中老年歌舞厅，年轻的歌舞厅，那我简直不能去，到2000年的时候，我就自己感觉到自己不行了，因为几乎是连下午的场都找不到，晚上就更加不谈了，就只能唱早场。

哥哥：她的姑娘，上中专的时候，二百块钱的

记者：生活费

哥哥：报名费，都没有，她就找我借。

演唱：2000年的时候，高秀梅已经找不到自己可以演唱的歌舞厅了。只能和一些民间礼仪乐队，为公司商铺开业、产品推销演出，用高秀梅的话说，就是“唱红事”。

高秀梅：这个商店里面的卤菜店开张，那么你就要介绍他的产品，唱完一首歌以后就要讲。

记者：这和歌厅里又不一样。

高秀梅：那又不一样了。

记者：等于说从幼儿园老师唱跳，到歌厅又是唱，现在又要你到这个礼仪乐团当时告诉你也是唱，虽然都是拿你这把好嗓子唱，可是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高秀梅：对，是不一样的，做开业的时候，刚开始开业的时候，唱完一首歌，赶快跑到里面去躲起来，然后他们（说），哎，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你要吆喝，你唱完以后你要介绍产品，你要说，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呢，后来做了几场还可以。

记者：习惯了也就好了。

高秀梅：你只要把这面子观念拉下来，习惯了，拉下来以后就很自然了，怎么怎么,还要把它吆喝好。

解说：那时，高秀梅的女儿正在读中专，“唱红事“的收入连支付女儿的学费都困难，为了多赚钱，只要有演出，高秀梅都去唱，舍不得放弃一次挣钱的机会。一次，有朋友问她，有一家人办丧事请乐队去演出，问她愿不愿意去，高秀梅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高秀梅：一去，门口全部是摆得那个花圈，阴森森的，当时我第一场的时候，我说唱什么歌呢，唱什么歌呢，他说你想唱什么唱什么，我就一看那是母亲老大人，我说唱母亲的歌呢，当时那个已故的母亲也姓李，我的母亲也姓李，当时我马上想到自己的母亲，我就把她当成是我自己的妈妈，因为唱这个娘的眼泪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已故的人，我不了解她，我了解我的母亲哪，因为我的母亲最后病重的时候，是没有钱给她看病，最后一次住院，然后她老人家离开了人世，到现在我的内心很愧疚，当时我唱得很悲惨。哭得很伤心，感动了她的孝子，她的孝子也哭。

解说：高秀梅的歌，高秀梅的眼泪，令在场的人潸然泪下，无不动容。她一哭成名，越来越多的人请她“唱白事“，收入多了，高秀梅似乎也从中获得了一种久违的认同感和成就感，因此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她的心里还是有忌讳，但她还是决定做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好。

高秀梅刚“唱白事”的时候，乐队在丧礼上只是演唱一些或悲伤或欢乐的歌曲。为了能够打动人，高秀梅首创在“唱白事”过程中，披麻戴孝演孝子为死去的人下跪，加入“哭丧”的仪式，用悲怆的唱腔和自编的歌词表达对老人的缅怀。高秀梅说虽然她心里有所准备，但是当她第一次为别人披麻戴孝，为别人下跪的时候，她还是感到万分的艰难。

高秀梅：下那第一跪的时候，很难，但是我终于还是跪下去了，想着自己，落到这种地步，那只有这个样，那个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记者：你那一下是怎么跪下去的。

高秀梅：我叫得很惨，叫，妈妈呀，您的儿女们从此再也叫不上一声妈妈，您的孙子也叫不上奶奶，奶奶呀，你回来呀，就这么一跪，要跪下去。

高秀梅：我凭什么去给人家下跪，我凭什么，为什么要把人家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当时就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要生存，还是要做下去。

记者：没别的选择。

高秀梅：没别的选择。非得做下去，我只会干这一行，你要我去做什么呢，你要我现在在商店里面去卖衣服，像你们这年纪大了，人家还不要，只有做这个。

记者：你的资本就是你的喉咙，你的歌喉。

高秀梅：对。

记者：但是在幼儿园里唱不了了。歌厅里也唱不了了。现在如果要唱养活自己，只能是这样唱。

高秀梅：对。

高秀梅：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我把人家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我是代表他的孝子来这个样的，那么一是教育他的下一代，了解这个已故的人的身世，要下一代记住这个已故人的恩德，就只有这样，自己跟自己来安慰，这样才自己平衡一些。

记者：得找到一些理由来，来支撑自己做这个事。

高秀梅：嗯。

高秀梅：那一跪啊，一个是想到自己的身世，再一个想到自己的母亲，再想到这个已故人的身世。

记者：也是在给自己的母亲一跪。

高秀梅：那是，几种心理来促使我下这一跪，如果说下这一跪的时候，可能效益，经济效益，可能更加多一点。

记者：也是一种考虑。

高秀梅：也是一种考虑，这样的，也促使我下这一跪，

记者：你后来再每次唱哭灵这一段，你还会哭吗。

高秀梅：哭啊。

记者：每唱必哭。

高秀梅：每天就是哭。

记者：可你怎么能哭得出来呢，像第一次还可以想自己的母亲，不能每次都是联想到自己家里人吧，怎么能每次都能哭得出来呢，毕竟是别的人。

高秀梅：但是你知道她的身世。

记者：就能哭出来。

高秀梅：嗯，就能哭出来，

记者：说是这么说，可是挺难的，我觉得。一个不认识的人，你真的能为他而哭的出来吗，有哭不出来的时候吗。

高秀梅：没有，他们就说，哎，您是不是有什么催泪剂啊，什么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记者：你靠什么呢？

高秀梅：什么都不用，就靠我自己内在的感情，一个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经历一路过来的很苦的，你没有这样的身世，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来的人的话，一般的话，是唱不出来的，也哭不出来。很累。

记者：精疲力尽的感觉。

高秀梅：精疲力心尽的感觉。特别是哭完下地，简直整个人就要垮了，就这种感觉。你既要唱，又要动情，要以情打动人。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你真的为别人哭得太多了。每天哭一场，为别人流的眼泪太多了。

高秀梅：我教育我的女儿的时候，我说都是不容易，都是妈妈用眼泪换来的，泪水换来的。

记者：你的家是靠你的眼泪养着的。

高秀梅：嗯，我说都是用泪水换来的，钱也是泪水换来的，不容易，要珍惜。

richard

 

中国的风俗习惯，就是说，是给自己的父母披麻带孝，哭灵，不能给别人哭灵，你不要搞得给别人披麻带孝，哭啊，抹啊，真的是头一直在那磕，把别人的父亲喊成自己的爸爸。

记者：这个你接受不了。

哥哥：不是光我接受不了，而且剧团的同事，我一回家以后，他们说，啊，(高月乔)是不是有个姑娘在那哭灵哪，而且怎么做这种事，我的同事跟我碰面，都跟我讲这事，我说你们搞错了，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这个事情，他说哎，很出名那，说是原来楚剧团的高月乔的姑娘。

高秀梅：我的父亲是老艺人，可以说是楚剧界的艺术家，（高月乔)的女儿落到这个地步，好像就是说，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陈晓楠：有人当面跟你说过吗。

高秀梅：有啊，你怎么做这个事，你搞得这么造孽，就这样说。造孽用我们武汉话说就是，搞得这么苦，搞得这么狼狈。

陈晓楠：他们每问一次，你自己还会再问自己吗，你还会也问问自己，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

高秀梅：这就是我的命，

解说：故事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起，当时高秀梅是幼儿园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她能歌善舞，小朋友们都喜欢上她的课，由于工作出色，她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这一切在1991年却彻底结束了，这一年，由于拆迁，高秀梅所在的街道幼儿园被取消，她被迫下岗。突然下岗，高秀梅也曾怨恨、痛苦，但她还是很快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出外四处寻找工作，她摆过地滩，卖过彩票。

高秀梅：以前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时候，是人人受尊重，你到街上去把桌子一摆，人来人往的，有的人好还好一点，有的人不好，就是调戏怎么的，这种种都遇到了。当时心情是很不好想的。

解说：高秀梅没有想到，下岗仅是一连串打击的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高秀梅猝不及防。1992年，高秀梅的父母、公婆先后去世，而丈夫在经历一系列打击之后，久治不愈的肺病日益严重，一次大吐血后送到医院抢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那时，高秀梅的女儿刚满十四岁。

高秀梅：医生就说，你就是这回把他救活了，他也只能活个七年，最长的寿是七年，而且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坐到家里面，就是一个废人，你还要把他养着，我说不管怎么着，我说我愿意，毕竟我的女儿还有（爸爸），进门可以叫一声爸爸，看到自己的爸爸，我这样我愿意，不管是用多少钱，要把他救活。

解说：而就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丈夫的工作单位也倒闭了，这个三口之家所有的但子都压在了高秀梅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钱，在朋友的介绍下，高秀梅借钱买了几件演出服，到歌舞厅演唱。

演播室：高秀梅出生在一个老艺人家庭,她的父亲是楚剧界名流,家教甚严.从小家人疼爱,结婚后丈夫英俊潇洒,高秀梅说,在二十几岁之前,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艰难.但是当突如其来的变故横亘在她眼前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躲闪.本身已经下岗,丈夫又得了病,她想来想去,自己也没有一技之长,除了,人们都说她有一副好嗓子.高秀梅自小爱唱歌,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时候,上台唱过采磨菇的小姑娘,那一年还得了奖,但即便如此,当周围有人建议她为了养家,不妨到歌厅里去试一试的时候,她还是整个人都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一生的爱好 歌唱作为自己养家糊口的工具,她也从来没有想过80年代那些刚刚涌现出来在一般人眼中还视为是非之地的歌厅会成为自己的舞台.但是高秀梅说,有的时候人就是不可思议，在某些时候会逼出一些连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力量,她说她其实已经想不起来,经过了怎样的一番心理斗争之后,她,这个连路过歌厅都要加快步伐的下岗女工最终还是踏进了那个叫上海滩的夜总会的大门……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一个词,叫“义无反顾”。

高秀梅：我是每天早上在上海滩里面唱歌，唱完了以后马上再往武昌赶，就坐那个公汽，要转两道车，然后又坐船，过江，然后又转两道车到医院，医院里面，去了以后，就弄饭给他吃，给他洗，弄啊，再到下午把饭给他吃了以后，我又五点钟启程，要八点钟赶到舞厅里面唱歌，每天就这样，生活是很难的，不能够想，有时候我装糊涂，不能够想，如果说要是想的话，每天就是带着心情不好的去工作，又怕自己的工作掉了，所以踏进那个舞厅的门，我就必定把私心杂念要放下，

记者：因为你就剩那份工作。

高秀梅：因为我需要这份工作，没有这份工作我就没有来源，没有生活来源，女儿很听话，小的时候很乖，很乖巧，十二岁，十一岁的时候，自己学着做饭，买菜，真的，别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爸爸病在床上，又不能动，不能去买，妈妈又要唱歌，后来呢，自己,她爸爸就把钱给她，（告诉她）你今天去买什么菜，自己回来做，做饭，我要是晚上不在家，就是由她陪着她的爸爸。

解说：那时高秀梅已经34岁，由于年龄偏大唱一晚上只有八元钱的收入。为了多挣钱，她又联系了两家歌舞厅，白天夜里不停“赶场”，她希望家里的状况能够改变，希望丈夫的病有所好转。但高秀梅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更加的绝望：1993年，她的丈夫被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高秀梅：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那种感觉，人啊，完全崩溃了，我说不可能，我说老天爷怎么这么对我，当时我就问苍天，我说怎么这么不平啊，看着女儿我就抱着女儿哭，当时我还在上海滩里面唱歌，每天还要面对他，那种心理，可以说无法形容，回家以后我是面带笑容对他，出门了以后我就含着眼泪走，到台子上面也是含着眼泪唱歌。那二十一天当中那是太难了。

记者：底下的客人能理解得了吗。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高秀梅：有的客人理解，知道我的爱人已经病重了，有的客人理解，有的客人就说我这个歌唱得好，是不是唱什么歌都这么动情。

解说：高秀梅知道丈夫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但为医治丈夫的病欠下好几万元的债，为了还债、为了不丢掉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她又不得不每天坚持到歌厅演唱，她四处为丈夫寻医问药，希望丈夫能够多活几天，能够和她和女儿过一个最后的春节。但高秀梅这个并不高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

高秀梅：那一天早上，我在上海滩里面唱歌，我就把他的底片拿去，给他放那个遗相。

记者：你是带着他的照片底片去上海滩唱歌，揣着这个照片,进的歌舞厅.

高秀梅：对，揣着这个底片，因为我知道，他就是这么几天要走了，那天在个上海滩唱歌的时候，没有心思唱歌，但是不唱又不行，后来我就唱完了歌以后，我就去给他洗相，就把这个相放大，跟他（老板）说，说了以后我就赶回家，一到家里面，我没有给他送终，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在楼底下，后来街坊看我没有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跟我说，后来我过了马路以后，他说小妹，他说，刚刚，已经走了，人已经不(行)了。上去以后呢，女儿呢，扑到他的身上就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