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日关系大辩论（二）

richard

中日关系大辩论  
2005年08月10日 21:55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网会客厅，昨天我们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一场中日之间十分精彩的辩论，中日双方可以说对历史问题、现实问题，还有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一番舌枪唇战精彩纷呈的辩论，令人回味！

今天在凤凰网会客厅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与网友共同探讨一下在昨天辩论会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现在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江瑞平教授，他是北京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是资深的日本经济问题专家。还有一位是邱震海先生，是凤凰卫视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他现在是在香港的总部跟大家进行交流。

江瑞平：各位网友晚上好，我非常高兴到凤凰网就中日关系问题跟大家进行交流。

邱震海：各位网友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么一个现场互动的机会，跟大家就中日关系进行交流。

破局之辩精彩纷呈

主持人：两位老师，在昨天的节目中，中日双方辩论的议题，焦点包括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东海能源问题以及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请问两位老师能否就此次辩论会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叫观后感？

邱震海：我觉得昨天这场辩论会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是非常精彩纷呈。精彩纷呈首先在于它的阵容，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辩论会首先是日方，由日本的朝日电视台主动提出的，他们也派了两位重量级的评论员，一位是田原先生，他在日本可说是第一名嘴，第二位是冈本先生，他曾经担任过小泉首相的私人顾问。我们这边也派出了言论部的副总监，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另外，冯昭奎先生，他是中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是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这么个阵容本身摆在这里，是非常有分量的。至于说到双方的观点，我想网友都已经看到了。

江瑞平：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对昨天电视直播的评论，我想首先对两位日本评论员的观点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首先，我需要补充或者纠正两点：一点就是关于两位日方的辩手提到的关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时间问题不是1937年开始的，而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整整经历了半个世纪，这是必须说明的；第二是关于日本跟德国有什么区别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发动战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方式上日本跟德国有天壤之别。我们知道，德国前总理布兰特在1970年底的时候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人训练者纪念碑跪拜，而我们看到的小泉首相他是对日本战犯来膜拜。这种情况下这种实质的区别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另外一点，我想他们两位辩手是真正的辩手，他们有许多观点，应该说我想他们在许多方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评述，但是在日本有许多这种引起双方争议的观点他们是回避了的。这是我对日方一个简单的评论。

那么，中方的两位辩手，我们知道冯先生在日本学界是非常有名望的，他是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还是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在评论当中有一些观点，基本的观点我是同意的，有一些观点我在跟网友的交流中我会说一下。

中日大辩论是个良好的开端

主持人：现在大家说这次中日辩论会，这是首次，我想请两位老师能否说一下这次中日辩论会，尤其是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这次辩论会有何意义？

邱震海：意义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的话，可以说中日关系紧张之后，在中日两国的媒体，尤其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之间的交锋，昨天晚上的交锋应该说不是人们预期的那么激烈，很多观点在交锋过程中擦肩而过，很多的火花没有产生出来。不管怎么样，双方评论员是辩论也好，讨论也好，对于增进双方的了解，尤其把双方的观点，也许这种观点是双方都还无法理解的或者通过辩论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一些问题，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不但展现在中国的观众当中，也在日本的观众当中，我想这客观上对于双方的民众，加强对对方的了解，从这个层面上是很有好处的，而且我们也希望也相信今后双方的民众之间，在历史观也好，文化观也好，战争观也好，包括双方在亚洲定位也好，中日之间存在着不管是误解、误判等等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解决这种看法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完全的抗争，或者是情绪性的对抗；一种是通过理性的对话。从实际效果来看，后者是不言而喻的，我个人希望今后在中日两国之间，像这样的对话不仅仅在媒体之间，而且能够越来越多的把这个触角延伸到双方各个角落去。另一方面又是能够以理性精神加强这种对话，中日双方的分歧是可以慢慢得到消除的，双方的斗争是可以磨合的。

江瑞平：我想这场辩论会用一个良好的开端来一个总的评价。首先我认为是良好的，是因为中日目前处在这么一个相互关系的状况当中，很需要从学界、从媒体、从民间到官方多个层面进行交流、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设计者的议题也非常广泛，非常到位，而辩论的双方基本上就各自的观点有基本明晰的阐述。另外就是说是开端，既然是开端肯定还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继续做下去，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做进一步的推动，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够相互理解，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够在一个共同的愿望之下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richard

中日关系第三条道路

主持人：现在我想关于中日关系问题想请教邱老师，邱老师发表了很多文章，关于中日关系的，特别是你提出中日关系第三条道路，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争论，刚才我说愤青，或者网民也好，对此表示反对，能不能简单的阐述一下你第三条道路的内涵是什么？是否有操作性？

邱震海：我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区别于前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指出历史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第二条道路就是前几天出现的新思维。

日本道歉了很多，我们以泱泱大国的心态来对待，我们把历史问题可以超越道歉，但是我们可以超越情节，我必须承认这里面有一些合理的内含。

放在中华民族的感情上这一步离我们太远，不太具有现实的操作性，也很难为中国绝大部分的人民所接受。第三条道路基本特征就是折中和妥协。

换句话说，第一是不回避历史问题的分歧，中日在历史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历史是不应该回避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超越，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历史问题作为解决中日所有问题的唯一的条件。

在具体的操作上我认为中日的历史观，我们必须承认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巨大模糊，这些历史观上的交锋我们是把它放大中日两国民间每一个角落，使这种历史观巨大的分歧贫化了中日之间所有的气氛，比如说专家，政治层面，在其他地方还是不影响中日发展其他的关系，和过去相比，更重要的是未来，与其我们把眼光盯在过去，过去的情节一定要解开的，但是更重要还是向未来看。

尤其注意到中日之间的战略框架改变了，这对中国未来的崛起是有很大的障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有第三条道路。

把日本分成几种人，像小泉这样的要去争取，但是操作起来很难，还有大部分的日本人民，大家在历史观上很模糊的。 这是可以教育的，不要因为存在巨大的历史观，我们把每一个日本人都看成是敌人，日本国力我们要承认，虽然很小，必须要加强对日民间工作。

主持人：我想第三条道路的观点在日本方面是否有和你呼应的看法？

邱震海：日本方面目前我没有收到比较好的反响，虽然是有一些日本的政府官员和我探讨这些问题，因为我还是批评很多日本的东西，我把它四个观完全分析出来。

昨天晚上辩论里面说到有三个狡辩，第一个狡辩是以文化观来掩盖历史观和战争观，第二它是教科书问题上以自由民主社会基本的规律来掩盖。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是日本人在狡辩，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不是说让任何极端的声音出来，相反要把某一种极左和极右的声音去除，这才是健康的社会，我认为日本政府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

第三个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它以微观的数量到底死了多少人，尤其反感我们把日本和德国相比，说日本只是正规军的正面作战的时候军人违反军纪的现象。

他认为是不能和德国相提并论的，这也是狡辩的，以微观具体的细节来掩盖一些历史，我提出的后面第三条道路也不可能为他们真正的接受。

何谓大智慧

主持人：时间差不多了，我想最后请两位老师对中日关系再发表一下看法，最后一个问题，在昨天的中日双方的辩论会当中表达了中日两国应该时代友好的愿望，现在有一种观点，解决中日关系的难题，特别是未来，需要中日两国都要拿出大智慧，请问两位教授，这种大智慧是什么？

江瑞平：既然是大智慧就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够提出来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解决全部问题的大智慧，我们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或者是就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上，首先做起，然后一步一步，首先智慧对中日关系目前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昨天有辩论的嘉宾有一个对中日目前关系的有一个政冷经热，就是的政治关系的冷淡，已经对双方的经济观造成了影响，比如说贸易，贸易今年一到六月份仅仅增真了10.5％，比去年低了八个百分点，对华这些投资合同数目今年上半年减少了8.16，合同金额也减少了0.36，这些数据都说明了，仅仅用政冷经热已经不够了。

邱震海：我想从中国方面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民间需要大智慧，中日问题纠纷，愤青的爱国情绪等等，与其说把它局限在中日关系上。

中国正在崛起，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潜在的过去的敌人，我们潜在的对手，我们怎么样更加自信的面对未来，这可能民间需要一种更大的智慧。

其实都是出于战略的需求，过去30多年前，中美日三方走在一起是对付苏联，当年德国和法国签订条约的时候才17年。

今天中日之间有没有共同的战略意义，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但是日本和美国人站在一起，但是美日战略同盟的中国的战略利益。

现在是后冷战时代，又在全球化的年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正是酝酿着可以破解美日同盟的空间，发展中日关系，与其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把历史缩小在一个范围内，在民间营造成一种迎合的大智慧，在政界楚瑜战略的考虑，最终是有利于中国未来50—100年的和平崛起，这是我理解的解决中日关系需要的大智慧。

主持人：谢谢两位老师，今天时间正好到8点了，我想这里也用一位网友的话，希望日本在敏感问题上不要伤害中国的话，中日建立面向未来友好合作的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和两国国家利益的，在这里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来到凤凰网会客厅，与凤凰网友进行交流，希望以后我们还有这种机会一起与网友进行交流。

谢谢大家！

richard

处理海权问题

主持人：网友提到，在解决中日东海海权的争夺上我们可以不选择对话，可以选择国际法庭的裁决吗？

江瑞平：现在是有相关的的国际的关于海洋法的程序，但是现在所有海洋法的规章都是存在一些漏洞的，如果是有关法律规定非常清楚的话，我们依据有关的条款来解决我们的海洋的划界的问题，当然是好的，但是现在还是有难度的。

怎么看待“愤青”

主持人：现在网上谈到中日关系，可以说是一面倒，网友有很多愤青一谈到中日的话题就如何如何，请问两位老师对愤青有什么评论？

邱震海：首先我不太同意用愤青这个词，这样会打击一大片，要充分的肯定每一个青年人，每一个民族身上的爱国主义的情绪。

由于对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要非常珍惜爱国主义正面的内和，但是与此同时，并不是说在所有爱国主义旗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把它很好的珍惜，发扬光大，由于对我们的民族来说，考虑到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未来，崛起有10几年的时间，这几年势头越来越快，今后我们到底走什么样的路。

现在说愤青也好，或者是民族主义情绪等等也好，也要把合理的内和和非理性的外表剥离开，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是针对纯粹的爱国主义。要非常正常理性健康的爱国主义，不时随着过去看到历史上有一些崛起的大国，包括日美等大国。

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爱国主义情绪的话，会随着军事和外交势力越来越强，会慢慢走向民族主义，又会慢慢走向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如果再在一些极端的政治人物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我们也不认为我们历史上的平和的道路。

首先从爱国主义旗号里面鱼目混珠，混杂着各种情节，各种正面的负面的情绪，对这个爱国主义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处理。

首先要肯定广大青年非常珍贵的爱国情绪，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要疏导，要剥离非理性的情绪，我想我们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道路这么走下去今后我们的爱国主义会走向何方。

这是最重要的。

江瑞平：邱先生已经说得很多，我还是想说一句话，我对这部分朋友从情感上完全完全理解，我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十多年才出生的，但是从小作恶梦，恶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被手提刺刀，拿着三八枪的鬼子追着跑。理性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把握我们的现在，如何在中国的战略机遇区使我们的小康社会建成，这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richard

能源问题

主持人：在昨天的辩论会上中方和日方有一个的观点，就是在能源问题，双方认为合作大于竞争，我想请问江瑞平老师，在能源问题中日双方能否找到一条合作大于竞争？

江瑞平：在国际油价上，亚洲人要比欧美国家要高，这已经对中日之间的能源造成巨大的损失。能源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源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问题，更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出路只有一条，昨天中日双方辩手都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创造合作的机会，但是合作的机会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也包括历史问题、参拜问题、教科书问题。

在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情况下，双方怎么用更好的方法。如果没有合作，中日之间的能源问题可能要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恶果。

主持人：能源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邱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邱震海通过凤凰网会客厅参与讨论

邱震海：能源问题是未来，如果历史问题意味着过去，而且能源是涉及到未来子孙的问题，我同意刚刚江瑞平教授的问题，关键是合作。

能源问题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也发生这样的问题，包括69年的当时荷兰、丹麦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在很多友好国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关键问题是友好之间气氛比较好，双方不是互相把对方当作潜在对手，现在中国和日本方面在历史方面种情结，大家没有办法很好的定位好我们未来亚洲谁是亚洲的领头羊，也是面对未来的情结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有点情绪化，关于各自主权共同开发，这也是来来回回，一开始是日方最早提出的，后来中方没有采纳，但是前几年是中方提出，日方没有采纳。

去年日方去年7月份又同意接纳中方的意见等等，这里面双方都有一些情绪在里面，但是这种情绪是和过去的历史情结有关系，尤其是未来在亚洲的定位解决不好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江瑞平教授，谈到东海的能源之争实际上是中日两国的经济之争，中国人抵制日货是否有助于中日之间的解决？

江瑞平：这个问题是最近一个时期各个方面都非常关注的事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抵制日货，第一能不能真正的抵制？现在看看每一件产品，包括汽车、电脑、话筒，尽管是日本的牌子，但是问题是你抵制日货，在这种情况之下带来的经济后果如何，这也是双方的，绝对不仅仅是对日本的企业对日本的产品造成损害。第二，我们抵制日货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面、历史问题上有很多对抗我们就要抵制日货，这还有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之下，我们抵制日货，我们对在华的日企业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言行，对欧洲的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欧洲军售问题上我们不满意的话是不是要抵制欧货，这样的话中国又封闭起来了，这是不现实的。第一我不主张抵制日货，更不主张采取一些违法的行为，但是是要坚持的，方式一定要科学。

抵制日货问题

主持人：有网友问到，我认为我们抵制日货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无能？

邱震海：刚刚江瑞平教授主要从经济层面上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想补充一下，从历史和文化层面上。

抵制日货口号54运动提出的，从54运动以后，但是首先一个问题我们叫了这个口号叫了90年，与其说这个口号是经济上的制裁，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悲情。

大家现在都在谈中国的崛起，但是中国的崛起还要继续以这种明知道是没有用的口号，但是你还要继续的延续这种悲愤，中国人民要更加理性和自信。

我们相信我们是泱泱大国，我们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大国，面对日本，网友都说小日本，但是一个大中国怎么和一个日本在进行良性的互动。

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面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以更加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而不是在悲情上来考虑。

richard

教科书问题

主持人：现在我想涉及一个历史问题，也是教科书的问题，昨天日方辩手认为在日本的中学和高中有26种教科书，这当中写着对华的战争都是侵略，但是日方更改教科书在日本只有0.1％的学校在用。

江瑞平

江瑞平：日本的辩手是一个狡辩，所谓教科书的问题不是25种教科书的问题，是一种有意的去历史的教科书的问题，现在我们所针对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问题，因为看到现在看到教科书不是最近出现的，他本身也存在一个历史问题的，关于历史的教科书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更加引起关注，关键在于除了右翼编撰者本身之外还有官方评价的问题，我们看到目前在日本政界出现一种趋向，对于目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和过去教科书的态度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在教科书的编撰上涉及到战争问题争得邻国的谅解或者是协调。现在有一些政治家，明确的提出他们要采取措施组织其他民间团体反对教科书的一些活动，这些都是意味着什么，首先教科书不是泛泛的谈日本教科书，直接针对的是他们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另外还要看除了教科书之外还有官方。

要日本道歉的实际意义

主持人：有网友提问，关于日本侵华历史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已经做过多次的道歉了，中国人为什么还要一次一次不停的要他做检讨，这有什么实际意义？

邱震海：这个网友的观点应该是有代表性的，这里面还有是两个问题要公开的，这个网友实际上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能对中国方面来说，占着主导意义的问题。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重大错误的国家，对中国来说到底是把历史问题作为改善中日关系唯一的障碍还是把它作为中日关系许多问题当中的一个。

在进行历史交错的同时不影响发展它的其他的关系，这对中国方面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可能前一阶段我们的战略的指导方针是历史不解决，所有的问题都不谈。

另一种方式历史我们继续进行交锋，在专家层面和民间，像昨天晚上的时事辩论会，通过中日两国的媒体，但与其同时不影响双方其他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往来。

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这个网友代表一种思考提出这个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有它的启发意义，启发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怎么对待具有一个错误历史观的日本。

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我们还是要把日本和德国比，道歉18次，他道歉1万次没有关系，一万次和一次是一样的。如果你道歉了很多次，但是时不时的挑起纷争，也是没有用的。日本在很多问题上我给你道歉等等，但是在历史教科书问题，在右翼的问题等等他还是不断的在挑衅。

不但是中国人民，还有韩国人民等等国家，这对于中韩国家当年受过奴隶国家，要让它完全心平气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人性的反映。

除了人性反映之外，我们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和日本进行更高的互动，这是我们的问题，不能掩盖日本虽然道歉了很多次，但是他还是在不断的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韩人民的民族感情。

江瑞平：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同意邱先生的评价，历史问题怎么看，这样的历史是不是盖棺定论，这首先是一个问题，假定已经是盖棺定论的问题，是不是时刻有人要揭开这个棺，邱先生说的非常好，今天我道歉，明天我参拜，不断地要把这个棺盖揭开，这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是已经盖棺定论，然后日本的政治家各个届的领导人亲自的道歉，他的邻国还不断的在指责他，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主动的采取一些歪曲历史、否认历史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别人来抗议他，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目前可能就是存在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日本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首相在内，不断的就历史问题揭开这个棺材，而且要否认历史，这样的情况下，他的邻国，包括中国必然还要就中国问题讨个说法。

现在实际上这样一个竞争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以至于很难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局面，已经在能源领域体现出来。不仅是刚刚您提到的东海油田的问题。

richard

参拜神社跟中日关系是有关的

主持人邹明

主持人：去年11月，胡锦涛在秘鲁会见了小泉首相，当时会见时胡锦涛说当前中日两国困难的症结就是日本的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在国会答辩时说我参拜靖国神社与日中关系无关，请问两位老师对小泉的辩解有什么看法？

江瑞平：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知道邱先生是怎么看的？

邱震海：他是来掩盖自己的行为的。我以前提出的日本有四个观，我把它提出来，分别是：文化观、历史观、战争观、亚洲观。所有的问题都围绕这四个观进行的，所有的问题关键是亚洲观问题。日本的历史观、战争观他用来狡辩，到最终还是亚洲观的问题，他的亚洲观出了问题，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定位，到底他是一个亚洲国家，他脱亚入欧后他如何面对他的亚洲邻国。如果过去他发动这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现在日本许多人认为历史这场战争是错的，但他辩解说是我们本意是好的。我们把东方人从奴隶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为他的战争辩解。就像昨天晚上的辩论，他们也承认战争是不好的，但是他还是在为他的战争辩解。再加上文化观，我们承认日本有他的神道文化，这些都没有问题。即使退一万步说，一个战犯要按日本的文化去以你们的方式去对他进行祭奠，但是不可以日本这种独有的文化观来掩盖你的错误的历史观，来掩盖你的错误的战争观，来掩盖目前根本没有办法迷失的亚洲观。小泉说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无关呢？怎么会是无关呢？这个关键是他的文化观掩盖了他错误的历史观战争观何亚洲观。主要是受他的四个观的影响，包括昨天那个辩论也说，最后最大的漏洞就是以他的文化观来进行掩盖和辩解。这个逻辑是非常费解的，不但从其他的民族来说是费解的，就他自己的四个观和他谈，他们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

主持人：现在很早或者说现在也有一种观点，如果把日本的甲级战犯的灵位从靖国神社中移开，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邱震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现实可行，这里涉及到日本神社，日本神社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了，可能来自中韩两个邻国之间的反弹会小一点。在这里面日本的文化观假如可以得到舒缓，但是这里面并不能改变日本的历史观和战争观。他承认这一场侵略战争，但是他还会想尽一切办法狡辩他的本意也许是对的。这个里面还不能解决他的历史观的问题。

历史责任是不能回避的

主持人：刚才谈到历史观的问题，在辩论会之前我们在网上有一个调查，调查的题目是现代日本人需要承担历史责任吗？认为需要的占41％，认为不需要的是5％，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现在日本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江瑞平：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靖国神社问题都是联在一起的，都是一个历史问题，承担历史责任他又分成多个层次，比如说战争赔偿，这也是一种承担责任的问题，然后战争作出评价，然后在评价基础之上，这也是一个表态的问题。现实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历史责任是不能回避的。

邱震海：如果我们把日本和德国去相比的话，在德国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德国的年轻人也会说这是我们祖父一辈做的事情让我们来承担吗？这里面有几个层次要分开，一个70年代出生的，80年代出生的甚至90年代出生的人，当然不会为你的祖父做的事情来恕罪，但是你怎么看当年这场战争，你能不能清晰的理出当年战争的脉络，不但结果是错误的，而且动机本身是错误的，而且手段方式乃至整个全套都是错误的，你能不能承认这一点，能不能梳理这一点？尤其是日本民族他有没有全民的道德勇气来承认当年这场战争不但结果是错误的，而且动机本来是错误的。还有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日本的媒体有没有一种道德勇气发出一种政治信号，那就是不能再不断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能再不断地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虽然日本很不喜欢我们把日本跟德国去比较，但是德国比日本做得好得多。虽然德国的年轻人也没有一定要去要求他们，他们自己也不要说为我的祖父承担一切，但是德国年轻一代通过战后将近60年时间，他们可以把我刚刚说的这些层面分的很清楚。现在当年的年轻人，如果10个德国人可能9个人都会认为当年这场战争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不要忘了施罗德的父亲是纳粹的士兵，他是1944年战死在苏联的，这么一个领导人能拿出勇气和普京联合，不断的在各种场合说我们的纳粹是不允许发生的，这就是和日本的区别。

richard

为什么日本最近对华政策有点横

主持人：下面两位老师我想提一个网友的问题，因为这场辩论会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了很多网人的意见，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中日关系的。

这位网友说，最近几年来日本对中国政策变的有点“横”，在台湾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华强硬外交，为什么日本要对中国强硬，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个时候对华强硬，而不是更早一些或稍迟一些？

凤凰网会客厅

江瑞平：主持人用一个“硬”这个词来评价日本对华政策在最近几年出现新的态势。我认为，在“硬”首先是一种表现，同时可能还有一个“软”的背景。之所以说它“硬”，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势，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日本早已成为经济大国之后，现在作为一个必然的趋向他还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既然要在许多国际关系领域，在国际舞台上要非常充分的表现自己的观点。

“软”的一面和“虚”的一面是体现在一起的，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长期箫条以后，感到自己引以为豪的经济地位优势似乎也在消失，周边的邻居包括中国在内经济出现迅速的发展势头，势力与它将近，只是接近，要真正赶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主持人：江老师说日本对华不光是有硬的一面，还有软的一面，那么，邱老师的看法如何？

邱震海：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中日关系发展到现在可能是种历史的必然。大家可能不太喜欢听这样的话。这种关系的僵化也好强化也好都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说是历史必然？中国的崛起，日本经济的衰退等等，实际上造成日本对中国所谓的情结，就是指挥之不去的情结。如果往纵深去分析的话，其实就是日本对中国在亚洲的定位问题。

从中日2000年交往历史来看，中国一路是日本的老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变得强大，中国衰落了，双方于是换了一个个，日本从亚洲的边缘变成亚洲的中心。在中日交往时期中，从来没有像这种情况，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日本，双方的民众，各方面的人士都有一个认识，我想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新的认识。一个强大的日本在不断的强大，从势头来说能够取代它在亚洲的地位，我想日本的心态是没有办法调节好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从战略上来比较，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关系和当年1972年的战略关系完全不一样。当年是冷战时代，当年日本、美国和中国是非正式的关系，现在随着苏联倒台，冷战结束，而当年三个非正式的同盟关系，现在他们已经开始产生分化，变成美日一方，中国为一方。美日一方把中国作为挑战的对手。从文化心态上，文化的，中日之间在亚洲的地位来说，还是从战略框架上，今天中日关系所面临的整体的框架和30年前中日建交，哪怕20年前，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现实，不但是日本对中国要承认的一个现实。这可能是我说的历史的无奈。另外，这可能和小泉政府执政的风格有关系，我们可以用三个圆圈来表达一下日本目前在对华政治上的态势，一个最大的圆圈就是日本社会这几十年的变化。

战后的日本和当年的日本有一种对战争的负罪感，现在随着他从战败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现在慢慢的转换成傲慢，再加上日本民族，它以前和德国一样是没有经过人道和民族主义。虽然它在美国的脚底下实现了民主化，但是战后的民主化和德国实现的民主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美国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日本对历史的清理都不是那么彻底的。

中圈则是小泉领导的政府相对来说内部有非常保守的倾向。再加上最小的圈是小泉个人的执政风格，他是一匹孤独的狼。他的执政风格无论对他的党内的问题以及对华政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他是一种非常规的执政方式。一个大圈，一个中圈，一个小圈，放在一起，可以解释日本在执政风格上的强硬。

假如看这三个圈，如果说小泉不管是下台，还是提前大选进行的政党更替，我想可能改变的是一个小的圈有所改变，就是在个人的执政风格上可能新上来一个首相，他可能在执政风格上不会像小泉那样一意孤行；在中圈问题上，可能新上来的政权也不那么保守，在历史问题上，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可能在风格上会有微调，在某些方面可能比较温和，但是我想一个大圈是不会改变的，就是日本社会最近一二十年整体下滑，涉及到日本战后50年从战败国谦卑到现在世界第二大世界体的孤傲，再加上他的地位受到日益崛起中国的挑战，里面有涉及到在亚洲的地位，到底谁是亚洲的领头羊，再加上在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彻底的历史改变，这个大圈是不会改变的，这对中国来说会面临一一个非常日益右翼的社会。

主持人：刚才谈到执政风格，我有一个问题想倾角一下江教授，江教授您去过日本多次，不知道你见过小泉吗？网友有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日关系问题不是很多，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是日本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就是小泉。这里他写得很有意思，小泉终身不娶，小泉的姐姐终身不嫁，这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得到了最高的权力，那么他会要求所有的人跟他与众不同，那么，我想请教江教授，是否小泉的与众不同造成对华的强硬，或者说小泉的任期内中日关系是否能够得到改善？

江瑞平：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邱先生的小泉中圈、小圈、大圈的问题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便小泉下台以后这个小圈可能有变化，比如另外一个自民党的政治家来执政，但是大的趋势很难有明显的变化。第二个，即使中圈变化，比如说民主党上台，但是他的大圈是基本不变的，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短期之内，比如说小泉之后，自民党之后很难对中日的关系能够有大的变化，这个大圈的确出现了像邱老师所说的整体右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