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大话佛教东传史 续

呆鸟

??作都夏杞人

   （三十四）神秘的密宗
　　开篇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释迦佛在晚年的时候，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但还有些东西没来得及传承，这套佛法太高极了，一般人学不了，释迦佛不知是出于私心还是为了考验一下弟子们的佛缘，他独个跑到南印度修了个铁塔，把一套秘集藏了进去。释迦佛入灭500年后，有个叫龙树的和尚（这个人我们不陌生了，他自从在王宫里对王妃们进行了性扰骚，我们就认识了他）颠颠地跑了来，他打开了铁塔，把那套秘集取出来举在手中说：“秘集一出，谁与争峰”。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首先释迦佛还是很自私，他只把一些浅显通俗的佛法传授给阿难、迦叶这些弟子，自己另有一套修习成佛的便捷法门不肯示人，藏着掖着直到圆寂了也一直没说。释迦佛涅槃8年后，他看到佛学弟子们度世度的太慢，于是决定由自己重新转世来亲自传授这一秘密法门。佛祖转世的方法很怪异，他是从南印度一个国王后花园的莲花里面蹦出来的，由此人们叫他莲花生大师
　　
　　这两个故事都太过离奇了吧，但你不要怀疑它的权威性。第一个故事中的龙树菩萨（一说是龙猛，龙猛和龙树是不是一个人还有争论）将密集中的思想传给弟子，至公元八世纪这一佛教流派进入中原，形成了中华佛教密宗（又称东密）。第二个故事中的莲花生大师这一支后来取道北印度于公元7世纪进入西藏，形成了藏传佛教密宗（又称藏密）。密宗是相对于根据佛祖生前言传身传形成的显宗流派而言的，从它离奇的出身，我们就先可大体感受了一下这一宗派浓郁的神话色彩。
　　
　　抛开这些神话故事的外衣，我们来看看印度密宗思想的形成。
　　大家知道佛教是从婆罗门教中分裂演化出来的，针对婆罗教的多神崇拜和生殖信仰，释迦牟尼在创教的时候刻意坚持佛教的反多神化和禁欲主义。然而这种情形到了公元7世纪的时候，在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攻势面前有些支撑不住了。婆罗门教中有很多鬼怪符咒、方术淫巧，这些东西在印度百姓的泛神崇拜中很吃香，佛教当时在印度正逐渐地式微，要想与新婆罗门教对抗，就把这些密咒幻技吸取了过来，结合佛教自身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印度密宗。
　　
　　密宗的修习方法用两个最明显的行为特征来归纳，就是一为掐指，二为念咒。何为掐指呢？密宗讲身密、意密、口密，其中身密又以手密为主，印度人认为手掌及十指与人身“气、脉”相通，借助心理想象的意念，可以达到天人互通之境。所以密宗有一整套双手互相配合完成的手形（叫“手印”），各代表不同的含义和法力。这与中国道家的“捻决”倒很象，老道给人算命的时候不都是要“捻指一算”吗？
　　
　　口密就是念咒，韩红在她的歌里就反复地唱“嗡嘛呢叭咪吽”，这叫六字真言，来源于梵文（这些可不是藏文）。这六字真言说的什么意思呢，没人能确切的知道，否则也就不叫咒语了。但人们只要念它，就能除却一切烦恼，具足一切功德，类似于我们中国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
　　
　　密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修行方式，虽然它有点不雅，但也要说一说（有女性网友可以把下面这段跳过去不看）。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中有生殖崇拜（它们一个主神“湿婆”的代指物就是。。。），这一点印度密宗也一样借鉴了过来，并进一步认为富有技巧的交媾不仅可以愉悦身心，更可提高法力。所以在密宗中是讲借助“性力”来达到自身圆满的。对此，正式的出版物中往往讳莫如深，其实这一点在密宗中（无论是东密还是藏密）都是确实存在的。日本那个投毒气的麻原彰晃教主就曾采了不少女信徒的“性力”，但他自称曾在西藏修过藏密，这套东西并非是他的自由发挥。近些年来藏传佛教在西方很流行，有的欧美女信徒受不了这种“功德”，还曾著文对此进行批判。
　　密宗中有个经典的佛像，叫欢喜佛，是一男一女在一起正作欢喜之事。密宗说我这是以毒攻毒，你看的多了就厌了，能帮你除却欲根，这也基本是瞎扯，要不我朝干嘛还要扫黄呀，干脆也以毒攻毒好了。
　　
　　密宗的事就说这么多，南怀谨对禅、密、儒、道都有研究，他的书里并不对密宗排斥，甚至把密宗放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去，里面的道理应该很多，可能也不是我上面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还是回过头看看它在中国的传播吧。
　　
　　密宗在印度兴起不久，就由便捷的陆路通道传进了中国，比较著名的传密僧人是三个，他们都是印度人，一个叫善无畏，一个叫金刚智，一个叫不空，他们都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来华的，所以统称“开元三大士”。
　　
　　唐玄宗这个皇帝总的来说是抑佛的，他继位后就下了不少诏书来纠正武则天时期对佛教的过度追捧。唐玄宗喜好道教，后宫里常有道士向他献点大力丸、回春丹什么的。后来善无畏等三人来华了，他们看了看唐玄宗正在吃的回春丹后很不屑地说，这种东西哪有我们带来的印度神油好用呀。唐玄宗当时正愁自己无法应对杨贵妃的妩媚呢，一听印度和尚带来密宗身法，遂学来一试，果然见效，由此把三大士先后安排在长安大兴善寺（始建于隋文帝年间）居住译经，唐玄宗及其之后的唐肃宗和唐代宗都对密宗大为提倡，由此中华大地上兴起了一阵嘿咻嘿咻地全民苦学密宗身法的热潮。
　　
　　以上唐玄宗尊密的原因基本是臆测的，唐玄宗为什么在抑制佛教的大环境下提倡密宗，按照正史的说法是：三大士向唐玄宗演示了求雨、预卜等法术，甚至可以在战争中直接挫敌之兵。这些当然是密宗令中华人感到神异和崇拜的原因，但跟据唐玄宗好色的为人，以及当时唐廷中确实流传的道家采阴补阳之术，联想到密宗的“性力”理论和实践，唐玄宗对密宗产生好感的根结还真很难说没有这些因素在作祟。当然，也许下面要说的这个原因才是唐玄宗推崇密宗的根结。当时大唐的最大的边患是吐蕃王朝，而吐蕃是修习藏密的，所以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无论是从与吐蕃的友好往来还是以宗教作为攻心的工具，唐玄宗都要对密宗有所重视。
　　
　　密宗三大士之中的不空（704-774）要特别强调一下，他的父亲是北印度的婆罗门，母亲是西域人，12岁时就随家人来到中原，所以他的语言天分很高。大量密宗经典是由他来翻译的，他一生译出佛经100余卷，被后人称为四大译师之一（另三人是鸠摩罗什、玄奘和真谛）。他临死前被唐代宗封为肃国公，如此高的头衔在和尚还真是极其少见的。
　　
　　密宗另有一位大和尚更为著名，他就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名人---一行和尚。一行21岁出家，先修禅、律，后来师从善无畏和金刚智主修密宗。他在科技上最大贡献是天文学方面，一行制定的《大衍历》在世界上最早算出了子午线一度的准确长度，比阿拉伯人相同成就早了90年。一行还对浑天仪（就是西汉张衡弄出来的那个东西）进行了改进，使其更为精妙。一行这些成就可能与他的印度老师是有关的，因为古印度在星相学上也是很有造诣的，现在根据唐代不空译的一本密宗经书（原书名太长不再引用）中提到，印度人很早就有十二星宿的观念，而且星座名称与现在西方流传过来的白羊、金年这些星宿名称基本一致，也不知这是谁学谁的。星宿迷们可以自行考证一下。

呆鸟

　　(三十五）敦煌古书、文化遗产
　　1900年晚春5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晚清光绪纪年的第26年，遥远的河西走廊的尽头，大汉阳关沙渍半掩的残楼东北，春风不度的玉门关东南，有个残破荒凉的边城----敦煌。城外鸣沙山的东麓有一排开凿于远古的石窟，风沙掩埋了这里曾经的繁华，也模糊了历史留在这里的记忆，现在这里依山势高低分成了上、中、下三寺，上寺和中寺住的是西藏宁玛派（即红教）的僧侣，下寺却是一些道士居住的太清宫，这种佛道混住的情况在那个世风残破、人文缺失的年代也是司空见惯的。
　　
　　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最近为人作法事得了一些攻德钱，他决定请人把历年吹进来的积沙清一清，顺便按道家的规范改造一下这个佛教洞窟。找来的短工中有个姓杨的，他有吸旱烟的习惯，他在16窟工作之余来了烟瘾，就用长长的旱烟袋装了烟叶抽。然而抽烟不能误了手中的活，于是他吸足一口，就把木制长烟杆向墙上的一条裂缝上一撮，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烟杆顺着裂缝直插了进去，竟深不及底。杨某用手敲壁，听翁翁之声，原来这墙后竟是空的！当晚，王道士和杨某打破了窟壁，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了，将门上堵塞的泥块清除，又出现了一条小甬道，进到甬道内见一方形内室，空间很小只有7、8个平米，王道士掌烛一看，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小洞里整齐排放着无数白布包，每包之内各裹有十几卷古代文书、绢画、古木制印刷品。1900年5月26日，这个本应平凡的日子由此为世界所睹目，敦煌千年佛经因缘际会之下再次面世，从此世界人文学科中多了一个显要的专题----敦煌学。
　　
　　古代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由此西出阳关或玉门关分两路进入西域直通地中海。公元前121年汉武帝西征匈奴，汉朝占有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前115年西汉在此置酒泉郡，后来又置敦煌郡。五胡十六国期间这里比较乱，统治者走马灯似的轮转，先后有前凉、前秦、后凉、后秦、西凉和北凉在这里统治过。直至439年北魏灭北凉一统北方，在此置敦煌镇，这里才重新恢复安宁平静的局面。这一时期佛教已传入河西，前面提到的前秦、后秦、北凉都是以佛教立国，他们在凉州地区凿窟建寺，在这里留下了浓厚的佛教气氛。那么莫高窟是何时开凿的呢？
　　
　　现在通常的解说是始凿于公元366年的前秦，这个说法不太考究，也缺乏更进一步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来佐证。根据其中最早的洞窟形制和佛像的雕塑特点，专家一般比较保守地把开凿时间定在北魏孝文帝年间。当时孝文帝礼佛正很过瘾，他在洛阳凿了龙门石窟，在河南凿了巩县石窟，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敦煌的石窟很可能是这时才开凿的。
　　
　　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莫高窟是中国大多数石窟中历经不同族统治者最多的一个。北魏后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安史之乱后的张义潮割据政权、吐蕃、汉人曹氏政权、回鹘、西夏等朝代，虽然如此，由于佛教当时在中国的极盛地位，莫高窟也被不同的统治者们不停地继续开凿，逐渐形成了叹为观止的规模和辉煌灿烂的壁画石像艺术。
　　
　　王道士发现的这批藏经是以上哪个朝代藏进来的呢？从目前可找到的这批古文书来看，年代最晚的卷目是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也就是说藏经事件是在这之后发生的。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当时的汉人曹氏政权为防范西夏或回鹘的进攻将王室收藏的佛经存入洞中以免兵火之灾。由于史书资料上没有关于这一藏经过程的只言片语，所以对于是何人何时何目的下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藏经，我们也只好臆想推测。无论怎么说，这批国宝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被人为收藏了，又在近千年之后被一个旱烟袋杆一捅而重现天下。由于洞内与世隔绝的保存环境使这批经卷异常完整的存留下来，而同时期的大多历史文书反而因没躲过不停的改朝换代而遭人为的破坏。莫高窟藏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睹大唐古本佛经原貌的机会。
　　
　　这批珍贵的经卷虽然面世了，但它并不因此而自然为中国人全部拥有。王道士发现宝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疆，这引起了时在新疆考察楼兰古国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的重视。斯坦因是位考古学家兼文物贩子，他敏锐地发觉了这批尚未引起清庭重视的佛经的历史人文价值。斯坦因先后于1907年-1914间五次潜入甘肃敦煌，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一点攻德钱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他细心挑选后的精品经书9000余卷和五百多幅艺术价值最高的佛画，斯坦因将它们全部带来了大英伦敦博物馆，成为该世界级的博物馆东方藏品中的镇馆之宝。斯坦因由此更获得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金质奖章。
　　
　　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买走文书6000余卷；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人买走360卷，俄国人奥登堡又买去3000余件经书。美国人华纳来时敦煌已被盗空了，他不愿空手而归，干脆将各窟中壁上的壁画用胶布粘下来，卷运出国。而中国人是在伯希和进京时选了几件经书想请当时的文物专家罗振玉（甲骨文的泰斗，王国维的老师）鉴定，这才引起了各方的重视。清庭终于挤出专项拨款将剩余的经卷起运进京，然而，这些已历外人劫难的经书，一路上遭到各地官员的不断苛扣，学部官员的监守自盗，贪官污吏的私相授受。就是这些已不能算是精华的余卷又被大肆分刮了一翻，最终造成了现在“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敦煌学现在是一门显学，它是研究东方宗教（所括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儒家经典、文学古语、历史地理、美术艺术等诸学科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欧美日各国研究东方文化无不以敦煌古书作为最为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国人为曾拥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觉得骄傲，同时也为乱世之秋中这些祖先遗产不能在我们的手中得到悉心保护而深感惭愧，陈寅恪评价“敦煌学是国人的伤心学”，只可惜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不断的上演。
　　
　　敦煌因现存的洞窟壁画及佛像雕刻而于1987年12月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在目前中国共申报下来的25处（其中4个是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与佛教相关的还有：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 --------- 1994年12月
　　西藏布达拉宫 ------------- 1994年12月
　　四川峨嵋山及乐山大佛 ----------- 1996年12月
　　重庆大足石刻 ------------ 1999年12月
　　洛阳龙门石窟 ------------ 2000年11月
　　大同云冈石窟 ------------- 2001年12月
　　
　　其中的重庆大足石刻始凿于中唐（758年），盛于晚唐五代和南宋年间，雕刻以密宗佛像及各种彩塑见长，在现存各窟中是美学艺术方面最有造诣的，也是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处。是密宗在中华大地曾经盛行的一个真实写照。
　　
　　
　　
　　本章节可能是这个专题下最不搞笑的一章了，敦煌故事令我笑不出来，几年前敦煌的精品文物到北京巡展，我去参观了这些在我看来已极其精美珍贵的展品，参观后又看到了大量已流失国外的敦煌文物的照片和影像，两相比较，才知留在中国的这些实在算不上敦煌文物中的上品，由此敦煌在我的心中也成为了一处“伤心学”。

呆鸟

　　(三十六）观音的故事
　　释迦佛祖创教以后摊子渐渐越铺越大，信徒们只拜如来佛，时间长了也会厌烦，于是释迦佛决定找几个帮手来，本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原则，释迦佛挑中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长的桃腮柳眉、朱唇杏眼，实在是个很beautiful的MM，她到中国后还管着出海平安、接子送孙，不用多少年她的人气指数就急升至释迦佛之上，成了在中国拥有fans人数最多的一个super star。然而女明星一旦出了名就必会有狗仔队蜂拥而至，大家把观音姐姐的家底一调查，竟抖出了不少猛料。
　　
　　首先一个问题是，观世音的名字是不是起错了。有关观音菩萨的最早文字记录是由鸠摩罗什来翻译的，他把梵文avalokitesvara译作了观世音。这里的问题是avalokitesvara这个词的中文全译应该是“在观看中的自在者”，鸠摩罗什给观音的起的艺名中省去了“自在者”之意，把它演义成“观看世众心声的人”，即观世音。这如同给个叫陈港生的艺人起艺名叫成龙，名字虽好听，但原名的本意不见了。唐朝的时候比较死脑筯的玄奘说，这不行，应该恢复观音原来的姓氏，他把观音译作“观自在”，这名字倒是贴近原义了，但中国的佛教信徒们觉得不习惯了，说，观音都叫了那么多年了，哪能说改就改回去呢，再说“观自在”听起来象“棺材”，太不吉利了。于是成龙依旧叫成龙，观音也依旧叫观音吧。
　　
　　第二个问题有关观音的身世。这是笔超级糊涂账，狗仔队从不同地方探听来的结果互为矛盾。
　　一个说（取自《大唐西域记》）：观世音是南印度一个小岛上的海神，管着出海渔民的安全，后来她被释迦佛祖请来帮忙传法，就成了观音菩萨。这个传说被中国的渔民们借鉴，所以观音在中国的道场是在东海上的普陀山岛
　　另一个说（取自《悲华经》）：观世音是阿弥陀佛的一千个儿子中的长子，他与他的弟子后来帮助阿弥陀佛一起营造西方乐土，后来他俩一个成了观世音菩萨，一个成了大势至菩萨，在净土信仰的寺院里往往供着“西方三世佛”，就是阿弥陀佛在中，观世音和大势至分站左右。观音刚传法时还好高骛远，发誓要度尽一切苦难，否则就把自己炸个稀巴烂。结果还真落下了一些人，于是观音履行诺言粉身碎骨，阿弥陀佛急忙出来打圆场，找了很多其它佛的部件来把观音重新接好，不料来帮忙的佛太多，结果就弄出个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出来（佛经说，这是观音的一个变体）
　　西藏的佛教徒们是这样说的：观世音是藏民族的祖先，她有个弥猴徒弟受魔女引诱，生下了一些混血儿，就成了青藏高原上的先民。后来吐蕃国王和达赖喇嘛们就都自称是观音转世，即相当于中国帝王们说自己是龙子龙孙一样来抬高身价。
　　最邪门的说法是：观世音是古印度的两匹神马，它们能令不孕者怀胎，令公牛下奶，使枯木开花，后来它就成了菩萨，叫马头观世音，至今这种造型的观音形象在西藏仍可看到。
　　
　　这身世可真够乱的，观音到底是哪的人呀，正当狗仔队们莫衷一是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爆料被揭了出来----观音姐姐可能不是女的，她至少没来中国前是个男的！
　　
　　前面引用《悲华经》来说观世音的身世时已提到了，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儿子，而非女儿。再看avalokitesvara这个梵文原名，末字母a是古印度男性用名的标志，类似于俄罗人男的叫什么夫，女的叫什么娃一样。在印度考古出来的早期观世音佛像，以及莫高窟壁画上的观音都是男性装扮，还留着两撇潇洒的小胡子。
　　
　　下面的问题是，到底观音过去是女扮男装在印度传法呢，还是观音为了到中国来临时作了变性手术，狗仔队们由此又挖到了更火爆的桃色猛料---观世音在印度时竟作过三陪女！
　　印度密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毗那夜迦”的印度国王残忍成性，杀戮佛教徒，释迦牟尼拿他没办法就决定派观世音姐姐去教化他。毗那夜迦一见到观音的美貌就有了非分之想，然而观音却不让他近身，说，除非你皈依了佛教我才能依了你（这都是什么条件呀）。结果毗那夜迦终为拜倒在观音的石榴裙下，并成为佛坛上众金刚的主神。这个“曲线”救国的故事并非小道消息，密宗中的双体观喜佛（在密宗一节中提过）就是由此而来，这种佛像在承德外八庙的普宁寺里有一尊，走过路过可别被这种不可思议的佛像吓到。
　　
　　观世音（在唐代，为避李世民的名讳，改称观音）的各种故事在中国有很多，它自所以能在中国有如此多的信徒，根本原因在于她有两个极好的卖点：一个是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不论求者的出身贵贱，观音能帮的都会帮。另一个是她在中国民间与送子娘娘的形象合二为一，由此极大迎合了中国求子求孙的传统心理。观音的形象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净土信仰中，所以净土宗中也有口诵观世音菩萨佛号来达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前面说到的藏传密宗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全称是大悲观世音密咒，可见这观世音无论是藏区还是汉区，她的法力都很神奇。
　　
　　在唐末或是五代时期，有日本僧人在五台山取到了一尊观音像，他想把这个像渡海带回日本去，结果走到东海外一个小岛时船就开不动了，日本僧人认为是观音不肯走，就把佛像安放在岛上，这就是普陀山（普陀是梵文音译，这是南印度的一个海岛名，也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观音出身中源于印度海神的那个故事）的由来。后来这里成为观音最著名的道场，历朝历代都有增修，逐渐形成普流、法雨、慧济三大寺，这些现存的寺庙以清初建筑为主，据说在此许愿特别灵，至今香火极盛，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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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地藏菩萨与阎罗王
　　释迦牟尼创教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反对多神化倾向的，以此来与诸神崇拜多的不得了的婆罗门教有所区别。释迦佛圆寂后，小乘比较好的贯彻了这一原教旨主义的传统，而在大乘佛教这边情况就有些失控了。
　　
　　大乘佛教有点象个股份公司，其中如来佛是大股东，其他印度诸神和民间信仰也一样可以来入股，贴上佛教化的标签就成了佛教中的诸佛、菩萨、罗汉，大家有钱一起赚，有果子一起吃。这些信仰随着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创造出的大乘佛经一道传入了中国，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好恶标准，对这些佛呀、菩萨呀也进行了甄别和选择，于是就有了三世佛、四大菩萨、十八罗汉（后来又发展到500个）这些形形色色的佛教诸神。其实站在看热闹和听故事的角度来说，这种“神”丁兴旺的场面也挺有趣。
　　
　　前面说到了观音菩萨，她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最大偶像，因为她的慈悲，因为她管着生殖，所以最受中国女性信徒的衷爱。不过观音也有管不到的事，比如已死去的那些人她就度化不了。这怎么办呢，佛教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说，没事，我们这还有个股东叫地藏菩萨，他管着阴间的事。
　　
　　关于地藏菩萨，没啥说的，他与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一样也是个想象中的人物。比较权威的佛经说法是，他是在释迦佛入灭后，而未来佛弥勒还未转生前，发誓出来管管这青黄不接的摊子，尤其是拯救在六道轮回中不甚堕入地狱道中的那些人。地藏菩萨的愿望虽很好，但佛教中对地狱的管理已有了个专门的神，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阎罗王。
　　
　　阎罗王在梵文中写作Yama-raja，这个神是直接从旧婆罗门教中的死神Yama借鉴过来的。佛教中有地狱这个专门的机构来与人间和净土极乐世界相对应，作为接纳那些生前不能行善而受到报应惩罚的倒霉蛋。说到阎罗王以及他管着的地狱，那在中国民间可是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平常人对西方净土是什么样常常说不出来，但要问到地狱是什么样，大家马上就会有“油锅烙铁、牛鬼蛇神”这些直观印象，也不知是他们的朋友去过回来转告的，还是他们跟据人间类似的机构来比附联想到的。
　　
　　阎罗王对这些谣言很不满，他出来辟谣说，谁在那瞎白乎，地狱什么样你们见过吗！明说吧，我是地狱的头，地狱什么样我自己还说不清楚呢！
　　这话从何说起呢，其实不怪阎罗王，怪就怪在佛教中负责编故事的人们把地狱编的太复杂了。
　　首先有个六道的说法，是说凡人的生命和灵魂在不能成佛前只能在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六道中不停地轮回。如果你有幸沉到了最底下的地狱这层，还有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来供你选择。八热地狱分成等活（罪人们在此象人间一样互相残杀活受罪）、黑绳（用绳子勒你）、众合（众兽众刑具来招呼你）、号叫（苦的只能号叫了）、大叫（号叫还不够，得大叫）、炎热（烫、煮、烙，不过这里可不是厨房）、大热（比炎热还要热喽）、阿鼻地狱，最后这个不用解释，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无间道，不知道的人找来同名电影再看一遍。
　　
　　八热地狱对面还有八寒地狱，具体不说了。这还不算完，在每个八大地狱之外，还有16个小地狱，加一起就是128个。除此之外还有8万4千个孤独地狱、18层地狱等说法。阎王就一个人，他要把这么多的地狱走个遍，自己两小短腿还不蹓细了。
　　
　　更要命的是，这地狱还是个超级大官僚机构，里面除了阎王外，还有以下这些人：十殿阎罗、十三冥王、黑白无常、判官孟婆、牛头马面、夜叉罗刹、诸多小鬼，而且阎王还有个妹妹（她专管女鬼）。这叫一个乱，阎王每天打发这些人还不够，他哪能有时间去管各层地狱和那些从人间来此串门的人们呢？
　　
　　所以说，我认为阎王一定是佛教诸神中最郁闷的一个，他忙的食欲不振、寝不解衣、目光呆滞、思维迟钝，整个一帕金森综合症的晚期患者形象。地狱里的还没管好呢，北宋的时候人间又出了个专吃小鬼的钟馗，阎王派出去领死人的小鬼被钟馗吃了不少，他这边的人手又开始入不敷出了。阎王终于怒了，不干了，我不干了，那谁谁地藏菩萨你快点把地狱里能带走的死人都超度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再这么下去，别人没下地狱，我先下地狱了。地藏菩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地狱普度众生的。
　　
　　与弥勒佛同布袋和尚的形象合二为一一样，地藏菩萨在中唐的时候也与一位叫金乔觉的朝鲜和尚结成了对子。金乔觉是个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人，他是新罗国的王子，唐开元年间渡海来到安徽的九华山出家为僧，结庐苦修、以土为食。他的事迹被地方士绅知道后，准备为他在九华山建寺，问他需要多大的地方，金王子动了个小心眼，他说“一袈裟之地足以”，当地官员同意，谁知金王子的袈裟越扯越大，覆盖了九个山头（由于山形如莲花，因称九华山），于是人们认为他是地藏王转世。据说金乔觉生前曾与李白有交往，李白写诗“赖假普慈力，能救无边苦”来称颂他。794年金和尚圆寂，人们为他建肉身殿，这具木乃伊至今仍供奉在九华山的神光岭上。
　　
　　九华山在黄山之北，山势不高，论险峻不及峨嵋，论雄奇不及五台，论秀美不及普陀，但这些并不足以影响到九华山的香火。由于朝鲜王子在这里转世成佛，所以来此朝圣的韩国人近年来越来越多，这里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寺院和当地政府的收入都猛增。最近他们正准备建一尊世界最高的大铜佛，立高99米，计划投资4亿元。我在九华山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的就心情大坏，再没去捐一分功德钱，也没有去看山顶上的地藏肉身殿，匆匆下山启程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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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佛教与中国文人
　　有一个故事现在比较有名，论坛里常拿来作为讨论者境界的比喻，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天苏轼先生跑到佛印禅师那里去玩，他问佛印，你看我是什么。佛印说，你是一尊佛，苏轼闻之飘飘然，佛印又问苏轼，你看我是什么？苏轼这人只会爬杆不懂给别人架梯子，他如实说，和尚，我看你是一坨屎。佛印听后默然不语（也许是气的说不出话）。苏轼这边占了便宜屁颠屁颠跑回家见到苏小妹（关于苏小妹的黄段子不少，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找），向她吹嘘自己今天如何一句话噎住了佛印禅师。苏小妹听了直摇头，说，GG你的境界太低，佛印心中有佛，看万物都是佛。GG你心中有屎，所以看别人也就都是一坨屎。说完苏小妹飘然而去，听的苏轼这个气呀，佛印拍我马屁还要找这么高尚的说辞吗，我倒！
　　
　　这个故事有多少的禅意倒不重要，这里从一个侧面说出了苏轼与佛教高僧不同寻常的关系。苏轼（1037-1101)，四川眉山人（现在北京有几家著名眉山酒楼，专作东坡肘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佛教气氛较浓的家庭里。四川的佛教是从中唐时期开始兴旺起来的，尤其是安史之乱，唐玄宗被赶的到处乱跑，很多佛家僧侣也与他一道入蜀避难，著名的大足石刻及乐山大佛就是安史乱后开始开凿的。经五代至两宋，四川的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为佛教的兴起提供了机遇。
　　
　　北宋时，中国最流行的佛教宗派是禅宗，它自身的文化性和知识性很受文人的喜爱，谈“禅”与当年的谈“玄”一样，即是文人们修性脱俗的手段，也是他们结友愤世的工具（也有些人谈禅是为抬高身价）。苏轼号称东坡居士（苏东坡名由此而来），家中供有十八罗汉像，三苏中另二苏（苏洵、苏澈）也都以居士自称。苏轼的仕途颇不顺，早年与改革派的王安石不对付，被適贬至湖北黄州，后来改革派下台了，苏轼又与保守派交恶被再贬至杭州，改革派再上台，苏轼又被贬至广东（这苏轼官当的够窝囊）。多次流离也使苏轼对佛家的出世思想越来越接近，他一生写过很多佛学颂文，甚至参与过佛经的编注。在苏轼的很多诗中也有很多与参禅相关的内容。仅举一例，大家看看苏轼对佛法的理解是不是与南宗禅祖师惠能的偈文还有些差距：
　　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平心。
　　我心空無物，斯文定何間。
　　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文人与佛教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是自唐代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期，现在很多我们耳熟而详的诗人、文学家、画家都曾是佛教的发烧友。这些人中最有佛缘的无疑是那个考证出“相思豆生在南边”的大诗人王维。他是唐开元年间的人，受了安史之乱中被逼做伪官的政治连累而仕途暗淡。他对佛教非常热衷，自号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是佛经中著名的印度居士，他与文殊菩萨论法有一段精采的对白被收入文采飞扬的《维摩经》中），生活中他也以一位佛教徒来严格要求自己，不食荦血、坐禅诵经，他一人供养了十几位高僧的食宿。他与惠能的大徒弟神会（这个人是南宗禅得以广传的关键人物，后面还要提到他）交往甚密，并且在神会的请求下，王维曾专门作了《六祖禅师（即惠能）碑铭》，这也成为研究惠能生平的重要资料。（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也为惠能作过类似的碑文）。
　　
　　王维最擅长的山水诗中有很多融入了对禅法的领悟，比如他的一个著名诗篇中就如此说：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其中就渗透了禅宗“静动不二、空有不离”的思想。
　　
　　与王维、苏轼等类似的在官场不顺的还有杜甫。杜甫的不幸来自于他虽有求仕之心，但终其一生怀才不遇，又逢安史乱世，杜甫长期在四川过着外放和流亡的生活。在他的诗句中就曾公开表示“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夜褐向真诠”，这里的双峰寺就是禅宗东山法门的黄梅祖庭（相关内容参看此前的禅宗章节）。
　　
　　跟前面几位诗人都偏好禅宗略有不同的是，写《长恨歌》的白居易对净土宗更有好感，他在作杭州刺史的时候与当地灵隐寺的韬光禅师过从甚密，相关事迹收入了《宋高僧传》（西湖白堤就是这期间修成的），后来他还到长庆寺行了授戒仪式，成为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白居易主修弥勒净土，诵弥勒佛号，撰弥勒经文。白居易死后葬在洛阳龙门石窟对面的一处古寺佛塔之侧，现在这里是全球白姓后人的吊祖之地，我去龙门的时候还专门到白居易墓那里去看了一下，有不少海外姓白的华侨在这立的记念碑文，全然不管自己这支白姓是否与白居易真有关系。
　　
　　对佛教有好感的晋、唐文人还有柳宗元、颜真卿、韦应物等，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还留下一个著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说他曾经到南京瓦棺寺说要捐功德钱一百万，老和尚看他衣冠平常的样子觉得他是一神经病，顾恺之就要了寺院内一处空墙作画，画完一个维摩诘居士，尚未点眼睛前，众人还看不出此画有何出彩之处。这时顾恺之说，我点睛后，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说罢欣然点睛，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来争相看画者施钱如云，俄而即得百万钱。
　　
　　顾恺之的画是在我国美术史的地位可类比于王羲之的字在书法界中的相似身价。顾画的真迹没有一幅能留传到今世，现在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后世人对他原画的摹本，比如著名的《女史箴图》是隋代摹本，现存大英博物馆，《洛河神赋》是宋代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据研究，敦煌拓跋魏年间的石窟佛教壁画就师承顾恺之的风格，其中也有一幅造型生动的维摩诘像，不知与顾恺之当年在瓦棺寺点睛的那幅画像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美术考古史中最重要的壁画实物有三处，与佛教有关的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和河北石家庄的毗卢寺壁画（儒释道三教内容都有），另有一处是道教题材为主的山西芮县永乐宫。这三个地方的壁画保存最为精美，绘画手法上最有出色，艺术价值也最高。还有一处我去看过的保存较好的佛教壁画在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据说其中一幅宋代民间游戏场景的壁画已入选了新版的中学教科书。现在这些壁画都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他们的价值也超出了美术和宗教之外，而成为中国悠久文化历史的写照。
　　
　　以一位叫常建的唐朝人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结束本章
　　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呆鸟

　　(三十九）禅法广传，南北分宗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流派中发迹较晚，起初受的重视也不够。但它却最终脱颖而出，并在晚唐以后就逐渐一统江湖，两宋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寺院更为禅宗所盘踞。当年曾风光无限的其它宗派，或消寂无声后继乏人，或隐于田间归入荒林，或存入青红古卷之中，无一可真正与生命力异常强大的禅宗相抗衡。那么，这一决定中国佛教命运的历史进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前面讲过达磨在南朝萧梁年间来华讲《楞枷经》坐禅，后经缺了支胳膊的慧可、站着圆寂的僧粲、南走湖北的道信、开东山法门的弘忍这五祖依次传法，在初唐年间它在中国的南方已有了些群众基础。至东山法门时，主修的佛经已改成《金刚经》，修行的方式也从达磨主张的印度式苦修向更宜操作的便捷法门转变。这一时期是印度禅学打上中国化标签的过程。
　　
　　然而传了五祖后，禅宗距离佛教显学差的还很远，尤其是它还没有得到世俗政权的重视，其它隋唐各宗得以创教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历代帝王的扶持。如取经归来的玄奘法相宗、为隋炀帝授菩萨戒的智凯天台宗、受到武则天大力推崇的法藏华严宗等等。同一时期的禅宗在中国还是个小宗派，他默默地独守着自己那份浅草幽香般的生活，隐于山林暗修内功，经十年辛苦磨剑，待倚天屠龙即将重出江湖之前，禅宗的两个师兄弟先自己闹翻了。
　　
　　弘忍去世后由谁来继承禅宗并没有说清楚，师弟慧能拿了五祖衣钵就跑，在广东曹溪隐姓埋名藏了很多年（据说这套衣钵从达磨开始就一直在历代祖师中的传承，它是一宗之主的象征），大师哥神秀退而求其次，把师父的实物遗产---寺院、徒众等继承下来。这样禅宗就分成了南北两支，双方互不相让，开始为禅法正宗而展开近百年的大争论。
　　
　　神秀和慧能在出家经历上是有区别的。神秀是开封人，50岁的时候才进入弘忍门下，此前他对佛学各家流派甚至道、儒经典都有研究，弘忍对他很器重，特别指定神秀给自己洗脚，并顺便对他进行传法（或者说传法的交换条件是给师父洗脚，看来学点东西还真难）。慧能是广东岭南人，出家前是个砍柴的，传说他不识字，刚到弘忍门下的时候一口岭南方言，让大家听的莫名其妙。有一次弘忍忍不住跟慧能说，你就是一外地民工，又是南蛮子（所谓“獦獠”），你也想成佛吗？慧能正声说，人可分地域，佛性可不能分南北，南蛮子咋的，你瞧不起俺，俺偏要成个佛给你看看。
　　
　　神秀与慧能分属知识分子和泥腿子两个阶级，在对禅法的传习上自然也有区别。神秀强调“借教悟宗”，要求修禅者多读经书，再由师父系统讲解；慧能说，你们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我就不读经，我的弟子们也不必死读经书，“明心见性，教外别传”。
　　神秀主张坐禅，这个传统是从达摩面壁就开始了，达摩一直坐了九年，保持着这方面的坐禅纪录，神秀希望自己的弟子们能向这个记录发起冲击；慧能说，你们欺负我腿短是不，再坐下去就成罗圈儿了。我反对只求形式上的坐禅，主张用心来参禅。
　　神秀重点强调“渐悟”，禅法具有知识属性，需要通过不断的积累来达到更高的层次；对这个主张，慧能最受不了，你们欺负我没上过学是不，我底子这么薄，跟你们科班出身的可比不过，我要求“顿悟”，实现禅法的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我可不跟你玩龟兔赛跑。
　　
　　神秀的传法主战场在北方，几百年来中国佛学的重心一直在北边，隋唐八宗中除了天台宗是在浙江发迹外，其它流派的发源地都在中原地区。神秀也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大唐的东西两京上，公元700年的时候，他的大名被武则天听说了，武则天把他请到洛阳讲法，后来唐中宗、唐睿宗对他也礼敬有加，因此神秀有“三帝国师”之称。而慧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他的重心是广东、福建，向北也没超过江西、湖南一线（后来南宗禅衍生出的五家七宗发源地就都在上述南方地区），双方虽为衣钵传承时有争论，但基本上是楚河汉界，分治而立。
　　
　　神秀传法的道场在湖北荆州的玉泉山，这里自所以知名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三国演义》里第77回说“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从此荆州玉泉山就成了关羽崇拜的重要场所。中国著名的关帝庙有三处，分别是湖北当阳关帝陵、葬有关羽首级的洛阳关林，以及关公故里的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其中山西解州关帝庙的文物古建价值最高，以大型明代木建为主，是中国除佛道寺观、帝王宫殿外，很难得的一处大型古建。
　　湖北玉泉山是关公显圣的地方，隋朝时，天台宗的初祖智凯和尚是湖北荆州人，有一次他从天台山回到玉泉山小住。入夜，关公托梦给他要求受戒学佛，于是智凯收关羽为徒，命他作佛教的护法神。
　　这个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别扭呀，不管他多么地怪诞，僧人们还是这样把它编进了佛经。关羽作为护法神在一些寺院里是有供奉的，你看到了可别奇怪。更有趣的是，这种信仰还传入了藏区，在藏传佛教的一些寺院里，把关羽和松赞干布等藏密护法神供在一起，看上去就更有些不伦不类了。
　　待神秀在玉泉山建寺的时候，玉泉山上的佛教香火已很盛，除了禅宗外，这里还是律宗和天台宗胜地，鉴真大师就是在这里授的具足戒。唐朝时，它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南京栖霞寺、山东长清县灵岩寺一起被称为中华四大禅林，以上四地都很值得一游。
　　
　　慧能的道场主要在广东韶关（古称曹溪，所以南宗禅又称曹溪宗）的南华寺。古称宝林寺，始创于南朝萧梁年间。慧能的南宗禅取得教宗地位后，历代对南华禅寺都有扩修，宋太宗赵光义将它再次增修后，正式定名为南华寺。宋代苏轼、文天祥都在这里留有诗篇。民国时期孙中山多次北伐都是从韶关开拔的，所以也在南华寺留下过足迹。最近一次重修是民国时期曾任广东省长的李汉魂完成的，该寺是典型的岭南寺院建制，风味独具。它与少林寺一起同为禅宗的祖庭。
　　
　　
　　南北两禅宗这种不温不火的相持局面在慧能、神秀二位禅师相继故去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里有个关键人物，就是慧能的重要弟子、被称为禅宗七祖的神会禅师。神会是湖北襄阳人，在外地听说了慧能的大名，不远千里赶来拜在慧能的门下。慧能临终前席边有十位著名的弟子，慧能对他们说，我入灭后，你们各自选一个方向去传教，要将我宗禅法广传天下。神会是从北方南下的，所以选择距襄阳不远的河南南阳龙兴寺住下来，从此南宗禅慧能这一支开始与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北宗禅发生了正面的交锋。
　　
　　这时的北宗禅正处于鼎盛时期，神秀去世后，他的大弟子普寂继承宗位，被当时朝廷定为禅宗七祖，这样神秀和慧能这老一辈人的恩怨就要在普寂和神会这新一代高僧的手中要来次彻底清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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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神会弘法，南宗独秀
　　神会来到北方时，普寂的北宗禅已成为唐廷的官禅，神会要撼大树不能一上来就连根拔，比较好的策略是从枝干上摇。于是神会没有去普寂待着的洛阳，而是选择了距洛阳不远的滑县（司马懿的老家）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来为正式发起挑战北宗禅先打外围的宣传战。
　　
　　所谓无遮大会，是指僧尼道俗都可参加的弘法大会。大云寺当时在全国有多所，由于武则天登基前曾有劝进的僧人向她上伪《大云经》为武氏称帝造势，所以武则天在全国主要州治都设有大云寺作为官寺，以示礼佛，鉴真东渡前住的就是扬州的大云寺（即现在的大明寺）。所以神会这个大会的规格并不低。
　　
　　734年大会召开，神会将酝酿已久的两个重磅炸弹悉数抛出。首先就是围绕禅学正宗象征的祖师衣钵传承制度，神会公然宣布，自达摩初祖开始，便有一领袈裟在慧可至弘忍等五祖间进行传递，连绵不绝，这相当于帝王的玉玺、丐邦的打狗棒，代表着正宗更替，现在这件袈裟就在慧能的手中，神秀的弟子们枉称正溯，伪造历史，今普寂自称禅宗第七代，这是欺世盗名的说法！
　　
　　此论一出便在无遮大会上引起大哗，关于禅宗传承，人们确实听说有祖师衣钵的提法，神秀在世时对此也语多含糊，现在神会在此言之凿凿，不由得大家心里不起疑惑。神会看到第一炮见响了，接着又从教理上对神秀北宗提出批判。他声称，达摩初祖所传禅法是以顿悟为主，“自心见性”，而神秀的北宗却违背达摩初衷，重渐觉而轻顿悟，这是邪魔旁道，误人正途，要求为慧能的南宗禅正名。
　　
　　神会在主座上说的唾沫星四溅，底下坐着的普寂僧团的崇远禅师坐不住了，他站出来说，“普寂禅师名声远扬，天下知闻，你一下座末僧居然如此诽谤大师，是不是你与自己的小命有仇呀？”（“岂不与身命有仇”）这种公然以生死相胁的说词出自一个和尚之口，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可见北宗派僧人的愤怒，事关本派立宗的根本，不赤膊见红也不行了。
　　
　　神会也并非只受些言语上的威胁，此后他在北方真的数次遇险，好在有南宗僧人的保护才得以脱险。神会对此并不介怀，相反他更来劲了，这种定宗旨、辩是非的大会他又在北方各地开过几次。745年他应兵部侍郎宋鼎之邀，把无遮大会竟开到了东都洛阳，这里是普寂派僧人的大本营，北宗禅和尚们对此忍无可忍了，于是勾结御史卢弈向唐玄宗诬告神会宣扬邪说，图谋不轨，唐玄宗耳根子软，遂将神会贬出洛阳，随后一贬再贬，两年内把神会逐了四次，直撵到湖北荆州才罢休。
　　
　　北宗派僧人以为这下没事了，可是世事难料，这个时候胡人安禄山开始出来捣乱了。安史之乱（755-763）发端于河北范阳，几年之间兵祸如蝗虫过境，席卷大半个中国，唐王室都被赶的到处乱跑，那些北方的寺院僧团更是大遭其殃。北宗禅在中原苦心经营多年的寺院僧众被摧残一空，北宗无数高僧送命（普寂在安史之乱前就去世了），势力大受挫折。神会这一支倒是因祸得福，由于被贬南方躲过了战乱，而且天下大乱还为南宗禅的掘起提供了政治机遇。
　　
　　唐王室与叛军开战打红了眼，什么招都想出来试一试，比如请回纥兵来援，交换条件是回纥兵如攻下长安可放任士兵劫掠。这还不足以筹够唐兵的军晌，于是平叛副元帅郭子仪想到了求助于在当时颇有名望的神会。神会说，这好办，我们来卖僧人度牒筹军晌吧。
　　唐朝的和尚是不必交税的，乱世中还可以躲在庙里吃大锅饭，所以很多老百姓为了生计都愿意出家。官府为了抑制这种僧众过滥的情况要求出家人数必须要在国家严格的控制之内，这就产生了所谓度牒制度，当年玄奘出家时参加的度僧考试，近千人中只取27名，可见当年度僧的严格。
　　
　　不过现在要打仗，这些全都顾不上了。神会为郭子仪出了这个饮鸠止渴的主意，并拖着80多岁的年老之躯亲自设坛度僧。前面说到的曾迫害过神会的卢弈已被叛军杀死，而普寂及其主要弟子又都没有神会长寿，所以神会的大名开始远扬，他度僧得的钱全部捐给朝廷，由此得到唐廷的重视，同时由他度的僧自然的归入南宗禅门下，从而南北两宗的势力发生了根本逆转。唐肃宗还京后下旨为他在洛阳荷泽寺造庙供养，随后又正式封神会为禅宗第七祖。至此南北禅宗的这段公案终于有了个结果。
　　
　　慧能禅宗在中国的得势除去一些偶然因素外，主要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南宗禅讲求的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宗旨，将唐初各宗烦琐的佛教义理彻底抛开，它肯定了人人皆有佛性，而且成佛的先觉条件不再是对佛教经典穷其无味地苦读。只要机缘合适，众人就可通过“顿悟”这一方便法门立时成佛。这大大减少了成佛的人为屏障，令众多学佛的人不再望深涩的佛经而却步，这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它对佛理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些后果是在两宋后才逐渐显露出来。
　　其次，禅宗主张隐修山林脱离世俗生活，不象此前一些宗派那样热心与政治结合（比如华严宗对武氏政权的支持），这对王权的巩固有好处，所以历届政府对禅宗的敌意较少。
　　再有，南宗禅的大本营在南方数省，这里远离中国的兵乱战场。后来经唐武宗会昌法难、唐末大起义、五代更替，北方原有各宗的寺院体系遭到了极大毁坏，而禅宗在乱世中得以保存了实力，又由于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造成了南禅高僧辈出，最终他们在北方攻庙略地，最终一统了中国佛界。
　　
　　神会之后，禅宗逐渐分成了青原和南岳两个体系，从南岳系中形成了沩仰、临济二宗，青原系中形成曹洞、法眼、云门三宗，到宋后临济宗又一枝独秀，它又进一步分化出黄龙和杨岐两家，以上统称五家七宗。中国佛教就是在这种不断分化之中逐渐失去了义理研究的活力，随着唐末至两宋以后政治上的崇佛空气发生逆转，中国佛教逐渐走过了他的盛世天下，开始向西山日薄处行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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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会昌法难、临济宗风
　　表面上看，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立，互有争斗，其中佛、儒的群众基础最广，应该彼此矛盾也最激化。其实不然，儒、佛是两套不同场合和作用的哲学，儒家讲“忠君仁民、礼义孝亲”，这是套“入世”的哲学，直接作用于世俗生活和国家治理上，所以隋唐以来，官员选拔的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唐代的科举还没有发展成后来的八股文，除儒家经典外，考试还涉及先秦诸子的其它学问，甚至包括唐诗的写作水平）。而佛教讲的是“善恶因果，转世轮回”，这套思想是“出世”的学问，管的是“个体修行，普渡众生”。儒、释两家井水不犯河水，比较能够相安无事。
　　
　　释、道的关系就要复杂的多，二者在中国被认为都是神、人沟通的工具，都有超度生灵的作用，而中国佛教在发展中借鉴了道家的一些学说来为本土化服务，而道家也学习了佛教的宗教仪式和寺院管理。二者形式相近，功能趋同，那么何者的法力更大，更受统治者的喜好，就成了此消彼长的关键。
　　
　　唐王室的皇帝们比较实用主义，他们基本上对三教都不排斥，哪个在某件事上更有作用就提倡哪个。比如被称为“中兴皇帝”的唐宪宗，他觉得佛教的祈福许愿上更有噱头，就大张旗鼓地搞了迎取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活动，耗资甚巨。为此，大文豪韩愈很不满意，写了个《谏迎佛骨表》来痛骂唐宪宗是当年梁武帝，早晚要为这盲目礼佛而国破身亡，唐宪宗一怒，差点把朝愈的脑袋可砍下来。但是，唐宪宗在求长生不死的事上，就又求助于擅于鼓捣出个泥丸仙丹来蒙事的道家，他最终就是死在误服仙丹上的。
　　
　　也有不能象唐宪宗这样一碗水端平的帝王，比如这章的重点人物---唐武宗李炎。唐武宗谥的这个“武”字，大约是在夸耀他在位时对回讫人用兵的战绩。晚唐时中国有内忧有外患，这时最大的外患已不是突厥、吐蕃这些昨日黄花的游牧政权，而是改成继突厥而起的西北回讫人。这伙人自安史之乱入援长安开始，就一直不断地骚扰大唐的边境。唐武宗比较他前面几位被宦官挟持的帝王来还算有些自主性，他起用李德裕为大将，利用分化瓦解一一击破的老套路，最终收拾了这伙异族入侵者。
　　
　　边境安稳了，唐武宗雄心万丈，也想着“再活五百年”，奇怪的是他不吸取唐宪宗、穆宗服丹暴崩的教训，仍是重用道士来求长生之术。他用的两个道士，一个叫赵归真，一个叫邓元起。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北魏太武帝用道士崔浩（崔浩是信道的儒官）、寇谦之而杀僧；北周武宗用道士张宾而灭佛，轮到唐武宗，这两位姓赵、姓邓的道士向皇帝献丹的同时，也献上鼓动唐武宗全面取谛佛教的毒计。而这位唐武宗还真的就言听计从了。
　　
　　除了道士来穿小鞋外，佛教自身也有些总也改不掉的毛病遭人忌讳，说起来与前面两次灭佛的主因如出一辙，那就是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低下。自神会为平安史之乱大开私卖度牒以来，到了唐武宗年间，全国的僧侣总数又一次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文采不错的唐武宗在《废佛教书》是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来评价的：
　　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皇上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么可想而知佛教徒的日子也就必不好过了。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对此前的灭佛成果又来次大检查，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
　　
　　其前两次灭佛的实际效果似乎都不如会昌法难这一次严重，原因可能是南北朝期间正逢佛教东传的初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抵销了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但唐武宗这次不同，前面已说过了，佛教自隋唐八宗、南宗禅一统以来，在中国的传播势能已大不如前。佛教哲学的一些先天因素造成，它在中国的经几百年传播后，或者出现象玄奘法相宗那种艰涩的经院哲学脱离民间，或者出现净土宗这种简装版佛教，失去义理研究的活力，又或者象密宗这样与神魔鬼怪相结合，退化成原始巫术，再或者如禅宗这样玄中谈玄，发展成抽象派艺术。总之没有哪一个能真正顺应时代，发展出真正推动宗教变革的原动力。于是晚唐时分，中国佛教象没油的汽车在经多次点刹车的制动后，经唐武宗这次急刹，滑行势能嘎然而止。
　　
　　唐武宗灭佛销毁了很多佛教经典，中华八宗中那些义理深邃的宗派没了精神食粮顿时后继乏力，象天台宗这种有海外亲戚（日本、朝鲜）的还好些，有些经典可以回流，至南宋时天台宗又有了些传播。而华严、律宗等宗的日子就更难过些，它们在宋后基本上融入到禅宗的思想流派中；密宗的那套思想本来就不合汉民族的文化习惯，所以它的流传很有限，元、清时期藏密大举入华，汉密就整体融入到藏密中去了；三论、法相在会昌法难之前，修习的人就很少了，所以消失的更快；净土宗因为有个净土信仰颇受民间百姓的好感，所以它的思想流传了下来，但宗派组织基本上被禅宗通吃。最后就只剩下一个禅宗了，自己又分裂成五家七宗，主战场在南方数省，后来渐渐一统中原，到两宋后这五家七宗又只有临济宗一家独大。
　　
　　临济宗主张“棒喝领悟”，就是你老老实实地去问法，两句话不和就要挨打受骂，有的人开悟了，更多的人只能莫名其妙。你被打了还别叫冤，临济宗这种见人就打的毛病对谁都一样。临济宗的祖师黄檗希运（因住黄檗山得名，此山在福建福清市）的时候，有次唐宣宗（继唐武宗之后的那个皇帝）去问法，刚问了两句，黄檗就一巴掌打在唐宣宗的身上，气的唐宣宗直骂“太粗生”（事见《景德传灯录》），黄檗说，你懂什么是粗是细，说完又是一巴掌。唐宣宗一看，估计打不过他，只好告退。
　　也有比较能打架的不服这个邪，黄檗有位高徒叫义玄（因后来常住河北正定临济寺而称临济义玄）也去向黄檗问法，问了三次，被黄檗用棒子打了三次。义玄回去后苦练武功，誓报此仇，武艺长进后又来找黄檗，两句话不到，黄檗又举棒来打，这次义玄也不客气了，夺了黄檗的棒子照着黄檗的秃脑壳就是一巴掌。黄檗和尚最大的优点就是服软，一看这个年青后生更能打，就宣布将传衣钵给他，将义玄招安。这南宗禅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后来义玄在河北临济寺开宗立派，遂成为禅宗中的最大流派----临济宗。至宋后临济宗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派，还有个南宗禅曹洞宗也流传了下来，但势力较小，其它如沩仰、云门、法眼等五家中的其它小派别则兴盛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入消寂。
　　
　　临济宗的祖庭在河北正定的临济寺，这个寺现在隐于正定城里的古文化街中，不仔细找常会被忽略掉。寺中的其它建筑大多无存，只剩下一座造型修长的澄霄塔可以供人瞻仰。日本的禅宗信徒很喜欢来这里朝圣，中国人却大都不知这个小寺院的历史来由了。现在河北地区最大的禅宗寺院是赵县（就是出赵州桥的那个地方）的柏林禅院，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寺门前的文化街是赵县最繁华的地段，柏林寺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香客还有游人来此都不收门票，自如进入，河北佛学院也设在这里，走在赵县的街上常会碰到一些来此修行的僧尼。
　　
　　临济寺所在的正定城在古代是个重要的地区重镇，这里现在留下了很多文物古建，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的就有六、七处。古文化街上有一处花塔，造型奇异，堪称中国古塔建制的精品。这种造型的塔在全国只有新疆还保存了一个，但与正定花塔比起来工艺差了很远。
　　文化街上还有一处唐开元寺，现仅存一塔一钟楼，建制完全是唐式的，极具古韵。开元寺塔建于东魏，唐代重修，从审美角度上甚至要优于长安大雁塔。开元寺的钟楼分两层，下面一层是唐代原物，上面一层为五代时重修，这个钟楼是中国现存“四个半唐代木建”中的那个“半个”，同时它又是中国年代最古的唐代钟楼。另外四个唐代木建全部在山西省，对古建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再被时下那些假古建蒙骗了，要看唐代古建只能去山西和河北正定去找。
　　正定还有个隆兴寺（又称大佛寺）是当下正定诸多古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内有很多宋、元木构建筑，大悲阁内有一尊宋代铜制千手千眼大佛，高22米（相当于时下八层高的居民楼），此佛像是中国古代雕像艺术登峰造极之作，审美价值无需多言。诸位朋友有时间还是拿出几天到石家庄地区一游吧，把赵县、正定、定州的古建可一网打尽，最后别忘了去一下石家庄西郊的毗卢寺，这里有精美的元代壁画，在前面的贴子曾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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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柴荣抑佛、宗密双修
　　历朝历代灭佛的这些帝王没一个能把灭佛这项事业进行到底的，往往是前面这个皇帝灭佛，后面的皇帝就会跟上来礼佛，说白了就是，佛教信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即是传统就不是人为暴力可以割得断的。
　　
　　唐武宗果然不负他信道服丹的一片苦心，他最终也是丹毒发作暴亡的。唐武宗的皇叔、前面提到的那个迎佛骨舍利的唐宪宗的儿子---唐宣宗李忱即位（挨黄檗和尚打的就是他）。唐宣宗登级后深恶道教，把当初进馋言的老道赵归真等几人找出来杖杀了（就是用棒子活活打死），接着就是恢复佛教，听任僧人们修复被毁的寺院，在南方保有实力的南宗禅趁机向北方大规模地收编其它各宗的寺院，它们得以一统中华佛教，与此背景也是相关的。
　　
　　唐宣宗这个皇帝干的不错，他在位时吐蕃已走下坡路了，沙州（敦煌）人张议潮赶跑了吐蕃收复了河西走廊(张义潮在莫高窟的开凿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名义上大唐王朝再次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商路。唐宣宗诛杀宦官、整顿吏制，有模有样地治理国家，史称“小太宗”。不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虽然因道士献丹弄死了唐宪宗、唐武宗而对道家很厌恶，但他的老年还是回到了服丹以求长生的老路上，公元859年，唐宣宗服金丹（一般来说是指水银丸，水银主要用作溶剂）过量而死。他死的当年，唐末农民大起义就在各地发动起来，48年后，地痞出身的朱温一脚踢开唐末帝建立后梁，大唐王朝的盛宴至此黯然落幕。
　　
　　唐朝的终结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推崇佛教的统一国家对于宗教传播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五代时期北方的五个短命王朝没有哪一个过上安稳日子，他们治国的时间少，掐架的时间长。好不容易到了后周世宗的时候赶上了柴荣这个还算有些作为的好皇帝，周世宗文治武功都很不错，天下也有了清明图治的风气，他为赵匡胤一统中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柴荣给佛教徒们带来的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柴荣对佛教一点也不感冒，他尤其反感佛教徒动不动就燃顶断指这些疯狂的礼佛作为。从更大的方面说，周世宗认定只有儒家思想才是当时一统民心、治国安邦的良策，对佛教这种对富民没有贡献，对奢侈之风只有助长的宗教团体，唯有大力抑制才行。955年，周世宗下令严禁私度僧尼；鼓励僧尼还俗；载汰寺院；把寺里供的铜佛融化了去铸铜钱（这个办法倒挺好，改善了货币的流通）。经他整顿后全国的寺院和僧众人数都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不再对世俗生活产生更大影响。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四次法难，这一宗就是指的周世宗这一次，检讨这次法难，其实周世宗抑佛的手段较之前面几次灭佛显得温和的多，他允许佛教存在，只是要求把佛教影响降到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虽然如此，中国佛教已经不住这种折腾了，它在中国迅速地衰落，至两宋年间又遇到宋儒的强力挑战，宋、明大儒们吸收了禅宗的一些哲学思想开创了理学，佛教自身创新又不够，逐渐就剩下一副被外教和内禅先后掏光的空架子，在夕阳日暮的晚秋冷风中独自无助地摇曳着。
　　
　　五代时期中国佛教比较有点生气的是南方的十国政权。南方相对而言没有北方这么乱，这里又是南宗禅的大本营，曹洞、云门等宗就是这时期最终形成的，唐末至五代的禅宗各派在这里再理一下头绪，顺带介绍一下我们应该记住名字的一些高僧。
　　
　　神会在北方建立了慧能禅宗的阵地，因他常住洛阳荷泽寺，所以他这派叫作荷泽系。传了几代后有一位叫宗密的和尚来学荷泽禅了，这位宗密自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将华严宗与禅宗思想融合为一的关键人物。
　　宗密（780-841）是四川人，他28岁起学习禅法，后来又转投当时最有名望的华严宗大师澄观和尚（澄观在华严宗传承中是继法藏后的第四祖）学习《华严经》，宗密虽是半道转学华严，但他的才华和佛缘还是极受华严四祖澄观的赏识，最终向他密传衣钵，宗密遂成为华严五祖。华严特殊的学法背景，决定了它是主张教（指华严宗）、禅合一的第一人，宗密把禅宗参悟思想引入华严经籍写成重要的著作《华严原人论》，宗密还进一步提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说，为佛教更加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构思。
　　
　　宗密的老师澄观与唐王室的关系很深，长期住在内廷寺院为多位皇帝讲法，前后作过七位唐帝的老师，遂有“七帝国师”之称。宗密受此影响也与唐代帝王过从甚密，一不小心他还卷入了一次唐代著名的宫廷政变。唐文宗（唐武宗前面那个皇帝）的时候宦官专权的情况很厉害，他本人就是由宦官拥立起来的。唐文宗决定解决宦官问题于是起用李训作宰相，由他来作具体布置。李训与宗密交厚，宗密也就知道了李训要发动政变的事。
　　
　　公元831年，宗密辞别唐文宗、澄观，来到陕西终南山圭峰草堂寺居住（因此他又被称为圭峰宗密）。835年李训的政变终于发动，不料想宦官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手里控制着禁卫军，两相一交手，结果朝臣们败下阵来（史称“甘露之变”）。李训逃出京城后跑到终南山来找宗密，宗密看了看李训那个熊样，就给李训出了个主意让他出家避难，结果李训的手下还不肯，想着有机会能翻本，他们下了终南山还没等找到援军就被宦官军队截住给杀了。这样宗密就有了通敌大罪，宦官头目把宗密抓到京师，把一大堆刑具摆在他面前。
　　
　　一代正史留名的高僧居然到了要被用刑的地步，这种事在中国佛教史上好像也仅此一次，《高僧传》中对这一段的描写是，宗密给宦官们讲了一通类似“生亦何哀，死又何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话，宦官们竟受感动放过了宗密。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宦官们觉得这老和尚没什么暴料可挖，杀了他又要背杀戮高僧的恶名，终于还是没治他的罪。宗密841年圆寂于终南山草堂寺，后来的唐宣宗铲除了宦党，为宗密恢复名誉，追封他为“定慧禅师”，宰相裴休亲撰碑文，由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此碑现在还存于户县草堂寺内。
　　
　　草堂寺曾经是鸠摩罗什于姚秦时代来华时居住译经的场所，所以中日三论宗（三论宗以鸠摩罗什为初祖）都以草堂寺为祖庭。现在作为华严五祖的宗密圆寂于此，由此草堂寺也成为即五台山大华严寺之外，中国华严宗的又一祖庭。
　　
　　宗密的思想可能还是偏重华严义理的，所以他想借助禅宗来补充华严流派，但禅宗的生命力太过强大，最后华严宗没有消化得了禅学，倒是华严思想被融入了禅宗体系。当然这也不能怪宗密，义理研究在唐末已不太引得中国佛教中人的兴趣，而禅宗的强大包容力在当时是论谁也抵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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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禅宗天下（上）
　　对于唐代的佛教徒流派，现代人常用隋唐八宗来为他们进行清晰的分类，对禅宗的划分也有五家七宗之说，似乎这些流派的僧人们都是壁野分明的，楚河汉界，你别过来我也不会过去。其实这是种取巧的分法。唐代僧人自己并不见得有如此深的门户之见，在他们的心中可能只是把不同特征的高僧笼统地分成“法师”、“律师”、“禅师”三类。
　　
　　所谓“法师”是指那些专门研究佛教经典义理，并靠译文注书来具体指导信徒们准确理解佛学思想的高僧，他们相当于现今大学里的授课讲师，负责的是学生们是否掌握了某种知识。玄奘的法相宗、吉藏的三论宗、法藏的华严宗系高僧们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主要靠佛教的戒条律则来监督佛教徒伦理和行为规范，以达到不虚枉、不堕落境界的高僧，一般称之为“律师”，这相当于大学里的教务长或政治辅导员，他们管着学生不要穿拖鞋上课、穿皮鞋上床，不要染头发，不要带鼻环。。。鉴真的律宗就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系僧人就比较怪了，他们主张佛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不过人们被假相蒙蔽了，不能自觉，所以要靠禅定来达到原本清净的觉悟状态。神秀的北宗禅提倡渐修和坐禅来达到心性情净，慧能的南宗说这些还是“太执着”，应该用生猛的方法（慧能是广东人，生猛海鲜吃多了）来直接了当地顿悟其中的奥秘。这一类可比附成大学中的什么角色呢，我想可能是在一次全无准备的考试中偷偷把答案纸条塞给你的那个人了，答案在手马上茅塞顿开，公式推理全不用了，直接选出ABCD就行。
　　
　　宗密的角色有点怪，他即想当禅师又想当法师，为此他把《华严经》里高超的“圆融”思想借鉴过来想把禅、教（指佛教义理）、儒、道这些都融进来整个大杂烩。他这种想法虽很有创意（近代以来对宗密的评价相当高），但最终他还是失败了，因为他没没看破一个道理，就是中唐以来中国人对佛教义理的兴趣随着实用主义的抬头，已大大降低了，禅宗本来就是要给人提供便捷法门的，宗密想再逼着僧人们去故纸堆中钻研经义是很勉强的（象玄奘那样的老学究，中唐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当更加生猛的洪州系马祖禅从南方席卷而来的时候，宗密所代表的荷泽禅（荷泽系也是由神会从南方带来的，最终取代了神秀的北宗禅）就每况愈下，声势全无了。
　　
　　马祖道一（709-788）是禅宗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开创的洪州禅后来形成了禅学第一大流派的临济宗。所以我们要认真地看看这个人的来头。
　　道一是四川人（与宗密还是老乡呢），他的样子有些古怪，突出特征就是舌头比较长、脚上还纹着字（“舌过鼻准、足文大字”），道一俗姓马，所以称为“马祖”。同时代还有个“牛头系”禅师比较著名，不过他们的名称不是来自于长相，而是因为住在牛头山才得名的，否则正好是一对牛头马面了。
　　
　　马祖在四川受戒出家后就开始四处寻访名僧，他听说湖南衡山有个南岳怀让和尚在教顿悟禅就赶来求学。怀让是慧能的徒弟，敦煌本《坛经》（这是本记载慧能语录的重要书籍）中提到慧能有十大高徒，荷泽系的神会就是其一，但里面没有提到过怀让的名字，不过师以徒贵，由于怀让这一支出了马祖、黄檗、临济等高僧，所以他的历史地位也就很高了。
　　
　　传说马祖刚到怀让寺庙中来的时候还以坐禅为主，怀让为了点醒他，一天故意拿块砖头在地上磨，马祖看到了不理解，
　　就问怀让，你这干嘛呢？
　　怀让说，我要磨出一块镜子来。
　　马祖纳闷地说，磨砖怎能成镜。
　　怀让趁机启发他，磨砖固然不能成镜，坐禅又如何能成佛呢？
　　马祖够机灵，顿时开悟。这是关于磨镜的一个典故，当然，在古代磨镜还有别的解释，这里就不谈了。
　　
　　马祖学习了怀让的南岳禅后就跑到福建、江西一带去自立门户，后来他受到江西洪州地方官的赏识，邀他到洪州开元寺里常住了下来，马祖这一系由此开创洪州禅，《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把唐代中期的禅宗流派分成了五支，一为禅秀、普寂的北宗禅（事见39章）；一为神会、宗密的荷泽系（事见39-41章）；一为前面提到一句的牛头系；一为天台宗的禅系；还有就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马祖洪州系。
　　
　　前面提到的洪州开元寺，按惯例这里也多说两句。这个寺自萧梁时代就已有了，隋唐帝王们喜欢以统一的寺名来命名各州的官寺，如隋文帝在全国建阿育王寺，唐中宗则改名为龙兴寺，武则天又在各地建大云寺，唐玄宗则干脆以自己的年号命名为开元寺，所以现在国内叫开元寺还有十多个。洪州的这个开元寺经历代焚毁，清代的时候在原址上重新修建，这就是现在江西南昌闹市区的佑民寺，文革的时候又被洗劫一空。但因这个寺出了马祖道一这个大名人，所以90年代初又筹资重修了，据说至今还没全部修完。
　　
　　马祖道一在禅法上强调“佛在自心，不必外求”，平常心就是“道”，道也不必去专门地修炼，任何执着修持都是造作。这里面马祖的思想无论怎么看，都与道家“无为”和万物皆由“道”起有些相象，而与印度早期佛教所提倡的颂经打坐修行有了不少区别，其实这也是禅学在中国不断本土化的一个标志。
　　
　　马祖在禅法的开悟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就是用“棒喝”来点拨弟子。具体的说包括以下有施虐倾向的作法：用棒子打、拧鼻子、大声喊、用脚踹等。对此《五灯会元》上都有相应的故事来记载，其中有两次是用到同一位徒弟身上，一次拧鼻子把这位徒弟疼的回到禅房还继续大哭，另一次大声喊把这位徒弟震得耳聋了三天才好。这位倒霉的徒弟就是马祖的再传弟子百丈怀海。百丈的徒弟就是前文中说到的打唐宣宗两巴掌的黄檗希运，黄檗的徒弟就是比较能打架的临济义玄，临济宗由此而来。
　　
　　马祖另有个高徒叫南泉普愿（中唐以后的僧人名号常为四个字，一般而言前两字代表地名，后两字是法号），他的徒弟中出了个赵州从谂，从谂开创的赵州禅也同样充满了“意识流”的玄机，有个著名的故事是从谂与他的一个弟子比赛谁更轻贱，从谂说，我是一头驴，他的弟子说，那我就是驴的胃；从谂又说，我是驴粪，徒弟说，那我是粪中的虫，从谂就问，那你这虫子在我这坨粪中干什么？徒弟的回答很符合相声创作中抖包袱的特点，他说，夏天太热，我在里面避暑呢。
　　
　　从这些脑筯急转弯的问答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南宗禅言语机辩，行止怪异的特点。赵州禅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小，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现在是北方地区最活跃的一家禅院，其它著名禅院大多集中在南方。百丈怀海另外还有个徒弟叫沩山灵佑，常住湖南长沙地区的沩山，灵佑的徒弟慧寂常住在江西宜春的仰山，两人共同开创了禅学五家七宗的又一宗----沩仰宗，现今湖南沩山上的密印寺就是伪山灵佑当年创宗的地方，这个寺至今仍存，在前面回答一位网友问题时曾提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