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抗击日寇，高唱《国际歌》

通天雷神

《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１４０年的今天，诗人欧仁·鲍狄埃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巴黎郊外，奋笔疾书写下不朽的无产阶级的光辉诗篇— —《国际歌》。这首歌穿越辽远的时空，直至今日仍回响在中国的大地。
这首歌，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多少人在铿锵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少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唱着这首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慷慨就义。
在纪念建党８０周年的日子里，这首歌一次次响彻在共和国的上空，成为连接千万共产主义战士的心声。

   《国际歌》是共产主义的“通行证”，是找到自己同志的特殊语言。这首歌从诞生到在中国的流传，无数次验证了这一点。

   １８７１年，鲍狄埃笔下诞生的《国际歌》，原名为《国际工人联盟》，１８８７年正式刊载在他的诗集《革命歌集》中。第二年，工人业余音乐家狄盖特用了三天为它谱曲。

   １４０年来，《国际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歌，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传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响彻寰宇。在俄国冬宫，在西班牙前线，在中国的渣滓洞集中营，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战场上……一切曾有被压迫者反抗的地方，都能听到《国际歌》的激昂声音。鲍狄埃也因此被称为“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在我国，早在２０世纪之初，就有了《国际歌》的中译。据专家考证，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广东省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者》周刊，１１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办的《华工旬刊》，１９２３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上都曾出现过未曾署名的中文翻译。

   首先有署名的中文版本应该是郑振铎留下来的。１９２０年七八月间的一天，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的郑振铎，和好友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采取了分工合作的办法：由耿济之先把诗歌的大意口译出来，再由郑振铎用中文来“ 笔述”。第一天，他俩一直到深夜，译出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这两段诗和今天流行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极相似，但译文直到１０个月以后才发表，而且是诗的形式，没有附曲，不适合唱颂。

   １９２３年６月，《新青年》第1期上发表了瞿秋白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国际歌》，这便是我国最早能唱的《国际歌》。瞿秋白素有才子之称，１９２０年，当他旅俄途经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１９２３年春夏之交，他将这首歌译成汉语。
当时，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经过再三琢磨，他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

   １９３５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等突围时被俘。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下令处决。临刑前，瞿秋白神色自若，走到一处草坪上坐下，说了一句：“此地就很好” ，同时还唱起了这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坦荡面对死神。

   而我们今天在各种集会上所传唱的，其实是１９２３年，诗人萧三在莫斯科译配了《国际歌》的词曲，副歌译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萧三是毛泽东的同学，曾追随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 新民学会”。１９２０年５月，萧三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当他和他的战友们第一次听到法语《国际歌》的时候，热血沸腾，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心愿。

   １９２２年冬，萧三从巴黎来到莫斯科。第二年，他与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的歌词初步翻译成中文。后来，他们先后回国，使《国际歌》的旋律传遍祖国各地。当萧三回到延安后，在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又完成了全部歌词的修改、重译。“延安版”的《国际歌》一直唱到６０年代初。

   １９６２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加以更加仔细的推敲，产生了《国际歌》新的中译本，一直唱到今天。但其中“ International”一词，萧三曾拟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 “英特纳雄耐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即由音译改为意译。但此后各种出版物仍照原样排印，保持首创于瞿秋白的音译不变。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译文都完全按照音译的一句。

   《国际歌》全曲只有一段贯穿首尾的旋律，以及通用的三段歌词。悲壮的前奏过后，深沉的第一主题昂首进入，表现出革命志士们不屈的气节；中段旋律始终庄严、雄浑，曲调中愈发透出光明与希望；最后，乐曲的前奏经过自然再现，在雄壮而嘹亮的气氛中结束。

   《国际歌》是革命的宣言，是战斗的号角，激励我们前行，催促我们奋进，鼓舞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richard

我可以唱全。

焱

很久没有听过有人唱这首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