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花文化概论》
---中国茶花文化的发展阶段
纵观中国茶花栽培的历史和中国茶花文献，我们认为，可以把中国茶花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时期、形成时期、鼎盛时期和发展时期。
一、三国至隋代为中国茶花文化的萌芽时期
茶花从野生状态到人工栽培，从实用植物到观赏花卉，是茶花文化萌芽的重要标志。关于中国茶花栽培历史的最早记载，可以上溯到距今一千八百年的三国时代。三国蜀汉张翊的《花经》，以“九品九命”的等级品评当时的观赏花卉，将“山茶”列为“七品三命”。这就至少说明：其一，山茶已从野生进入人工栽培；其二，山茶已成为公认的名花；其三，蜀国所在地四川是山茶的主要栽培地。约成书于北魏正始四年至北魏末年之间(507～534年)的《魏王花木志》，记载了当时两大类茶花的称谓：栽培于中原地区的“海石榴”和栽培于广西桂州(今桂林市)的“山茶”。成书于隋开皇十年(590年)的《野药集》，则论及主要栽培于广东等地的“南山茶”。 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及隋代，茶花人工栽培已相当普遍，自南至北，由沿海及内地，已开始向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移植。隋代东都洛阳，隋炀帝大兴土木建西苑，广搜全国名花异木。在原晋宫大殿“东堂”，就植有海榴茶花。 茶花开始进入民俗风尚和文学艺术的领域，是茶花文化萌芽的又一重要标志。中国最早记载这方面的文献，出现于南北朝。 “花信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习俗之一。花信风即应花期而来的风。中国古人常以花期代作节令顺序。南朝梁元帝萧绎(552～554年在位)的《纂要》，提出了一年“二十四番花信风”。他选取24种名花作为一年24个季候节令。其中就有“山茶”。 茶花入诗最早的是南朝陈国江总(519～594年)的《山庭春日》和隋炀帝杨广(569～618年)的《宴东堂》。《山庭春日》诗云：“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宴东堂》诗云：“海榴舒欲静，山樱开未飞。”这两首诗，是迄今发现最早写到茶花的，但毕竟只是在诗中提到了茶花。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首诗还不能称为完全的茶花诗。真正的茶花诗产生于唐代。
二、唐及五代为中国茶花文化的形成时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统一、疆域辽阔、经济发达、国富民安、文化繁荣的强盛封建王朝。唐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高度发展，为中国茶花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交通发达，东西南北文化经济交流活跃，又为茶花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唐代社会开放程度高，相对比较自由，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各种思想也比较活跃，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这些都促进了中国茶花文化的形成。唐代道、释、儒三教鼎盛，直接带动了茶花文化的繁荣。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850～933年)的道教专著《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记载了全国道教三十六名山、三十六洞天，可以窥见唐代道教之盛。佛教在唐代发展尤为迅速，产生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一时寺庙林立，寺僧激增。而茶叶、茶花与道教、佛教有着天然联系。道教名山与宫观四周，佛教圣地与寺庙周围，都广种茶树和茶花。至今中国保存的人工栽培茶花古树，大多生长于宫观寺庙，就足以证明。唐代道士、僧侣的文化功底都较深，很多人长于诗文，对茶文化和茶花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特殊的贡献。 唐代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气候适宜茶花的生长。中国云南、广西南部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的气候，最适宜茶花的生长。这是中国成为茶花原始种分布中心和发源地的自然条件。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温暖的时期，年平均温度较现今偏高。这是唐代茶花生长区域北移、中原地区茶花栽培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
先从栽培的发展，看中国茶花文化的形成。
唐代，主要茶花分布区的人工栽培已经普及。中原地区盛植茶花就是一个例证。其品种多为东部沿海地区移植而来，称“海石榴”(也称“海榴”)；也有从西南地区引进的，称“山茶”。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所见的茶花，称“海榴”者居多。 唐代的段成式，在四川与湘北接邻处的酉阳县写了一部著名的笔记《酉阳杂俎》。这是中国最早记载茶花的重要文献之一。它首次准确而具体地记述了山茶花的叶、树高、花形、花色、花期等形态特征，还提到中原地区的海石榴和广西、四川的山茶。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已经出现了茶花品种的名称和重瓣茶花。文献记载虽是个别的，但却是茶花栽培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787～850年)，极爱花木，专门在东都洛阳之南建造了别墅“平泉庄”，周十里，引种全国各地的奇花异木。他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说：“己未岁又得番禺之山茶。……是岁又得稽山之……贞桐山茗。”可见李德裕于唐开成四年(839年)从广州引种南山茶，从绍兴引种中州山茶，从事人工栽培。而从绍兴稽山引种的“贞桐山茗”，则是中州山茶的一个品种。这是中国茶花文献中山茶品种的最早记载。 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866年)的《海榴》诗云：“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第一次写到了重瓣茶花：用“缃彩剪成”的丛球比喻重瓣的花形。说明在1100多年前的唐代后期，经人工栽培，中国的山茶已从单瓣开始发展到重瓣了。 唐代茶花不仅在园林、庭院中广为种植，而且随着佛教、道教的兴盛，遍植于寺庙宫观内外。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在其《留题天竺、灵隐两寺》的诗“自注”中说：“灵隐多海石榴也。”一个“多”字，反映了当时杭州茶花栽培之盛。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二十次到灵隐赏茶花，并到了“醉”的程度。这不止表明白居易钟爱茶花，而且显示了茶花吸引人的无穷魅力。
再从茶花诗和茶花画，看中国茶花文化的形成。
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唐代茶花诗，也无愧于中国茶花诗词中的高峰。我们赏读之后，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点认识：其一，一代文学名家都参与了茶花文化的实践活动。唐及五代，写茶花诗的作者24人，诗27首。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温庭筠、元稹、杜牧、宋之问和柳宗元等，都写过茶花诗。他们的诗作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促进了茶花文化的繁荣。其二，把对茶花的欣赏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从思想深度和艺术性看，唐代茶花诗不仅描绘赞颂茶花的外形美，而且寄托诗人的丰富情感，咏物寄情。这就超越了一般对茶花美的欣赏。
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茶花画。代表性花鸟画家有两位：唐末画家滕昌? 和五代后蜀画家黄筌。他们都是当时画坛的顶尖人物。宋《宣和画谱》记有滕昌? 画《山茶家鹩图》目录。这幅传世之作，宋徽宗藏于宫廷。黄筌(约903～965年)，早岁即以绘画得名，师刁光胤、滕昌? ，而自成一派。与江南徐熙并称“黄徐”，形成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宣和画谱》记有其作《山茶鹑雀图》一幅、《山茶雪雀图》二幅的目录。另有《彩鸠山茶》一幅。这四幅画是代表一代花鸟画的珍品。 三、宋元明为中国茶花文化的鼎盛时期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后，宋王朝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造园植树之风盛行，把中国茶花文化推进到一个鼎盛时期。明代时茶花文化继续保持鼎盛状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茶花引种栽培发展异常迅速。宋代从王公贵族的宫廷殿堂到普通百姓的千家万户，从梵宇宫观到私家庭院，栽植、观赏茶花盛行。其来势之猛，茶花新品种之多，连宋代诗人徐致中都感到吃惊：“迩来亦变怪，纷然著名称”，“愈出愈奇怪，一见一惊叹”。在中原地区，洛阳花卉闻名于世。宋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分类记载了洛阳的花卉，其中就有茶花的七个品种。在云南，茶花的风韵更胜。明冯时可的《滇中茶花记》称其“冬末春初盛开，大于牡丹。一望若火齐云锦，烁日蒸霞”。顾养谦的《滇云纪胜书》更是形象地描绘了会城沐氏西园的成片茶花古树和太华山佛殿前的茶花林，令人叹为观止。在东部沿海地区，据南宋浙江《会稽志》载：“山茶……今会稽甚多。昌安朱通直庄有树高三四丈者。”明代《崂山志》亦载，山东崂山太清宫有植于明代初年的山茶古树“耐冬”。在四川，成都海云寺一树千苞的茶花树称雄一时。陆游在《剑南诗稿》中附注：“成都海云寺山茶开，故事宴集甚盛。”经陆游审定的《会稽志》亦载：“成都海云寺后有山茶一株，开时蜀帅率郡僚开宴赏之。郡民竞出，士女络绎于路，数日不绝。”诗人范成大更是用“门巷欢呼十里村”的诗句，来描绘海云寺赏山茶之盛。这样的盛况，在中国茶花文化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宋代已出现了盆景茶花。茶花从人工地栽到盆景，使茶花欣赏的空间与时间扩大了。这是茶花栽培史上的一大发展。 第二，茶花的园艺技术已达高水平，品种剧增。北宋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首次记载了白山茶和粉红山茶。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第一次记载了嫁接“一本有十色者”。明代王世懋的《学圃杂疏》则首次披露了黄色茶花。明代顾养谦首记紫茶花(见《滇云纪胜书》)，王象晋则首记香味茶花“焦萼白宝珠”(见《群芳谱》)。接着，夏旦在《药圃同春》中也记述了香味茶花“白钱花”。明代吴彦匡首记五色茶花“五魁茶”(见《花史》)。 对各地茶花品种，有说“七十有二”的，亦有记“作谱近百”的。至于茶花品种的命名，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绘色的，有比物的，有喻人的，还有比动物比植物的，更有象征寓意的。可谓冠名的诗情画意，尽集茶花一身。 第三，茶花文化向多样化、艺术化拓展，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茶花从地栽、盆栽，发展到瓶供(插花)，这是茶花的艺术深加工、再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升华。宋明时期插花盛行。《武林旧事》记载了南宋皇宫的插花。《西湖老人繁胜录》则描写了南宋平民的插花。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画家董祥的《岁朝图》，就画了有茶花的瓶供。特别是明代袁宏道插花专著《瓶史》的问世，对插花艺术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提高了茶花在插花艺术中的地位。茶花，不仅在“瓶玩”中扮演“花使令”的配角，还出演“花客卿”、“花盟主”的主要角色(明· 屠本? 《瓶史月表》)。 茶花还被作为时序代表物(如宋代吕厚明的《岁时杂记》和明代程羽文的《花历》所记)，又融入酒令，尊为吉祥物，作为中国特有的民俗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花常用来表示春意，寓意生机勃勃、葱郁长青。这来自于它耐寒、长青、报春的特点。如吉祥图案“春光长寿”，便以山茶花与绶带鸟构图。山茶冬春开花，寓意春光。“绶”与“寿”谐音，寓意长寿。吉祥图案“新韶如意”，可能是模仿宋画家董祥的《岁朝图》的：花瓶中插山茶花、梅花、松等，旁边配以灵芝、柿子、百合等。山茶花、梅花、松等寓意新春；百合、柿子与灵芝寓意“百事如意”。在画稿、服饰、家具和什物上常运用这类吉祥图案。 而茶花的食用与药用，从历史文献来看，明代也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茶花的食用，最早见于明代皇室编撰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明太祖第五子朱编的《救荒本草》，它把山茶列入草木野菜。另一部是朱侄朱有编的《周宪王救众本草》，其中载了山茶作为菜蔬的食用之法。明代鲍山记录食用野生菜蔬的专著《野菜博录》，也记载了茶花的食用。至于茶花的药用，古医书记载甚多，最权威的当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记载茶花的叶、茎、花均可入药，用于治多种疾病。 第四，研究茶花的著作大量涌现。有总论花卉园艺的综合性著作中论及茶花的十部，有专题性的论著中论及茶花的九部。论述茶花的杂著、笔记、方志、小说、画谱及大型丛书和类书更是数以百计了。这些著作的学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例如茶花分类，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对产于中国南方的“山茶”和产于中国东海之滨而盛及中原地区的“海石榴”作了明确的分类，分别称为“南山茶”和“中州茶”。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进而将这两大类茶花在形态上加以区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茶花专著。主要有明代云南冯时可的《滇中茶花记》和赵璧的《云南茶花谱》，对茶花的性状、品种、栽培技术等都有翔实的论述。 第五，茶花韵文的形式全面具备。描写茶花的韵文除诗以外，还出现了词、曲、赋，中国古代的韵文形式全备了。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对茶花的描述从外形的赞美深化到歌颂内在的花品花德。比如歌颂茶花斗岁寒的坚韧、耐久的品格，忠贞、高洁的节操，特别是赞扬茶花的“十种美德”，把茶花誉为“战风雪”的“千古英雄”。从茶花文化的品位来说，这就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六，茶花绘画、雕刻和工艺美术大量出现。宋代开始，随着花鸟画的成熟和盛行，以茶花为主题的高品位的花鸟画不断问世。仅《宣和画谱》收录的北宋著名的茶花画画家，就有黄居、赵昌等当时画家中的代表人物。宋代是茶花画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迄今已发现37幅。明代有沈周、文徵明、陈淳、陈洪绶和徐渭等大家的茶花画精品，我们查到的也有18幅之多。 古代茶花雕刻，有明代画家吕纪的石刻《茶花》和金华八咏楼与白竹村梁柱上的茶花雕体等。 这一时期的茶花工艺美术，发展很快。宋代以来，茶花一直成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最重要的装饰图案之一，得到广大人民和工艺美术大师的钟爱。宋元明三代工艺美术名家辈出。以茶花为图案的丝织品、瓷器、珐琅器、漆木器、金银器、木石雕刻等，均有传世之作。 第七，形成了四个层次的茶花文化圈。 一是文人茶花文化圈。其主体是活跃于当时文坛、艺坛的诗人、书画家、剧作家等。这在唐代就开始形成了，到宋元明代则有了更大发展。如热中于撰写诗词曲赋的，有唐宋八大家的曾巩、苏轼、苏辙，还有黄庭坚、杨万里、王十朋、陆游、辛弃疾、范成大、马致远、文徵明等文化名人。画家与工艺美术家有：黄居、丘庆余、赵昌、易元吉、林椿、李嵩、苏汉臣、董祥、朱克柔、陈淳、林良、沈仕、陈洪缓、吕纪等。还有大批著名文人隐士参与编著茶花文化典籍。如宋代的周师厚、吕厚明、陈景沂、吴自牧，明代的吴彦匡、冯时可、王象晋、张谦德、顾养谦、徐霞客等。正是由于著名文化人的参与，使中国茶花文化备添光彩。 二是宫廷茶花文化圈。其主体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和官宦。宋徽宗赵佶，书画家，他于京师筑园，名“艮岳”，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称“花石纲”。他还广搜古物和书画，网罗画家，扩充翰林图画院，使文臣编辑《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物图》等。仅《宣和画谱》，就记录了宋徽宗宫廷所藏历代画家230余人的6300余件作品。其中茶花画就有31幅。这位皇帝，参与了茶花文化的实践活动。另两位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代乾隆皇帝。他们也喜爱茶花，贡品中就有云南山茶。乾隆皇帝还写了不少咏山茶的诗，我们初步查到的就有5首。 宋代成都海云寺山茶盛开时，“蜀帅率郡僚开宴赏之”(《会稽志》)，是官宦参与茶花文化活动的典型例子。明太祖的大臣刘基，在京师的斋阁前种植山茶。刘基的朋友、明初诗人苏伯衡，为此写了一首诗：《中丞刘先生斋阁前山茶一枝并蒂因效柏梁体》，借山茶来歌颂中丞刘基的功德。这一时期的许多文人身居官位，同时又进入了宫廷茶花文化圈。宫廷茶花文化圈内的人为数不多，但能量颇大，对茶花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进程都有重要作用。 三是释道茶花文化圈。其主体是为数众多、遍布名山的僧人道士。他们在寺庙宫观中广植茶花，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均超过唐代。宋元明代的茶花诗词，许多与寺庙宫观相关。植于这一时期而目前尚存的茶花古树，也多在寺庙宫观内外。而不少高僧、道士，擅长诗文、绘画，直接参与了茶花诗词、茶花绘画的创作，从而大大丰富了茶花文化的内容，推动了茶花文化的发展。释普荷(1593～1673年)的《山茶花》，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茶花诗：“冷艳争春喜烂然，山茶按谱甲于滇。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气势磅礴，雄伟奔放。 四是大众茶花文化圈。其主体是广大平民百姓：农民、其他劳动者以及市民和边区少数民族群众。从宋代始，茶花已经普及到民间。陆游的诗《人日偶游民间小园有山茶方开》、福建花乡漳平永福形成于南宋的以茶花为主的花墟，就足以证明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茶花文化发展的动力。正是他们，使中国茶花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民俗风尚，使中国茶花文化之树长盛不衰。 第八，茶花作为商品开始进入市场。茶花从观赏对象演变为商品，这是茶花文化的一种发展。因为茶花进入市场，一方面扩大了茶花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空间，另一方面又刺激了茶花生产的发展。正如茶和酒，如果茶叶和酒不作商品，那么茶文化和酒文化也不会发展得像现在那么迅速。中国从南宋开始，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到明代，商品经济已有一定规模了。与此相应，自宋代始，出现了茶花生产基地，茶花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的茶花市场，曾盛极一时。集售点除了“花市”外，还有“花团”、“花局”、“花行”诸名色，花农、花贩以及散走于街头巷尾的卖花女忙于茶花贸易。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了南宋临安马塍(今杭州市城区内)的茶花生产基地，以及杭州街头贩卖茶花的情景：“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沿街市吟叫扑卖。”“扑卖”也叫“博卖”，为古代博戏，宋元民间盛行。以钱为博具，以字幕定输赢，常用于街头小卖。宋代除临安花市外，还有洛阳花市(见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汴京(今开封)花市(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扬州花市(见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诗《闽城岁暮》，则描述了闽城(今福州市)的街头茶花贸易。诗曰：“岭南春早不见雪，腊月街头听卖花。海外人家除夕近，满城微雨湿山茶。”“满城微雨湿山茶”，不仅说明卖花者之多，花卉市场之盛，而且折射出福州百姓喜爱茶花到了冒雨买卖的程度。 四、清代至近现代为中国茶花文化的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虽因种种原因，中国茶花文化的发展有起伏、有曲折，但主旋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茶花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出现高低高三种不同的发展状态。 第一阶段是清代初期与中期，中国茶花文化进入大发展时期，品种层出不穷，出现了重要的茶花专著。 当时，就已出现名贵品种“十八学士”、“大白”、“绿牡丹”、“白荷”和“九曲”等不少芽变种。仅陈子的《花镜》、朴静子和李祖望的两部《茶花谱》、《温州府志》、《永嘉府志》，就记载了当时的茶花名种120多个。朴静子(笔名)在福建漳州做官时写的《茶花谱》，自序题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茶花专著。江都(今扬州)李祖望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撰的《茶花谱》，没有发现刊印本，只在他的《锲不舍文集》里留下一篇序文。这两部茶花专著，记载了山茶品种92种，使中国茶花品种的研究更系统化、完整化。特别是朴静之的《茶花谱》，内容极其丰富，人文性强，诗文并茂，不愧为中国茶花文化史上杰出的茶花品种谱。 这一时期，茶花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更多样化、深层化了。散文、小说以李渔的《闲情偶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代表。茶花诗词数量更多，仅朴静子的《茶花谱》收录写福建茶花的诗就有59首。这59首诗都是写茶花品种的，诗题都冠以茶花品种的名称。这在中国茶花文化的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至于清代的茶花绘画，堪称精美，多有创新。清初最有影响的花鸟画大家恽寿平，既有茶花诗《山茶》，又有茶花画传世之作《山茶腊梅图》。创作茶花画的还有画家朱耷、王武、邹一桂、罗聘、赵之琛、崔和蓝涛等。同时茶花工艺美术也有新的发展，不仅应用广泛，而且艺术上也有独创。 第二阶段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中国茶花文化呈现迂回曲折、缓慢发展的时期。由于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茶花事业出现了曲折、起伏、缓慢发展的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发展，对花木的消费有一定促进作用，刺激了包括茶花在内的花卉业的发展。如最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上海，在1843年前后首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花树同业会，并在上海花神庙活动。当时川沙的凌家花园和赵园浜的上海赵家花园，每月有鲜花应市，其中11月起就有茶梅、茶花上市供应。并在方浜、夹浜形成了固定的花木集市“花草浜”，山茶、杜鹃花和兰花成为主要经营品种，但规模很小。 在近代中国极其困难的年代里，中国茶花界的有志者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与实践着。如1849年，吴其浚在其专著《植物名实图考》中，首次按照近代植物学的方法，准确地描述了滇山茶和山茶的形态，把茶花自宋代以来的传统分类提高到了近代植物分类的水平。1886年前后，浙江永嘉的王敬敷留日归国，专门从事山茶花栽培、改良，并发展了山茶花扦插的繁育技术。与此同时，吴品金在温州开辟了茶花圃，研究山茶栽培技术，并育成了“新桃宝珠”等茶花新品种。1909年后，上海著名园艺家黄岳渊创办了闻名全国的“黄氏畜植场”，即上海真如“黄家花园”，面积号称有五百亩之广，对山茶花、杜鹃花的引种和育种栽培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黄家花园的茶花名贵品种甚多，吸引了一批名人。于右任、陈其美等国民党元老和蔡元培、梅兰芳、周信芳、叶恭绰、王一亭等文化名人是黄家花园的常客。他们的参与，提高了茶花文化的品位。黄岳渊、黄德邻父子积四十年艺花经验编撰成的《花经》，于1949年由上海新纪元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和推广了包括茶花在内的花木栽培管理技术。1923年，伊钦恒搜集江浙山茶品种25种。1930年，云南学者方树梅编著《滇南茶花小志》，考订了旧传滇山茶品种72个，搜集明、清两代咏山茶诗词歌赋122首。这是近代关于滇山茶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1933年著名学者左景烈，在广西防城大录乡首先采集到金花茶标本。这是一项重大发现。 20世纪30年代，无锡著名园艺家沈渊如已开始对山茶花进行有性杂交、叶芽扦插和嫁接研究，并用山茶制作造型盆景，为茶花的盆景艺术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于1948年曾收集到两种黄色重瓣山茶的珍贵品种：“蜜色刘海”、“蜜色楼台”，可惜现已失传。同时，昆明的茶花爱好者刘幼堂、孙东明先生，广泛收集云南各地滇山茶品种，对每个品种的生物学特性进行深入研究，并培育出早牡丹、大理蝶翅、迎春红等品种。 40年代，俞德浚教授总结民间培育品种的经验，深入各地调查，确定了常见滇山茶共有18个品种，四川山茶有6个品种，并阐明古代茶花品种名称的演变。与此同时，戚经文先生把金花茶定为新种，命名为C.nitidissma Chi。1965年胡先先生和此后日本津山尚教授的金花茶的定名，只能作为异名。金花茶的发现举世瞩目，引起了国内外茶花界的极大关注，掀起了研究金花茶的热潮。 茶花在近代文学艺术中的反映，也有特色。茶花诗词数量虽不多，但有林则徐、康有为等历史名人的力作。茶花绘画尤为突出，有一代大师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等的珍品。 但是总体而论，近代中国茶花文化的发展相当迟缓，处于一个低谷时期。 第三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茶花文化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这里只举几例：50年代初，云南刘幼堂将其花圃中所有茶花及其他苗木，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为昆明植物园的建园奠定了基础。蔡希陶把乡间的花卉，尤其是山茶、杜鹃，集中起来，加以培植。60年代初，沈渊如还成功嫁接了九盆黄色山茶。 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茶花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各地栽培普及率很高，同时掀起了研究茶花的热潮。80年代，是中国茶花研究、生产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茶花协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冯国楣、施奠东和陈绍云倡议，于1987年3月26日在杭州成立的。接着，各地市的茶花协会相继成立。它们为中国茶花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指导和推动中国茶花事业向新的高度发展。同年，茶花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目前中国已有重庆等九个市把茶花定为市花，足见茶花的普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域，尤其是该地域带的城市公园、绿地、风景区种植茶花更为普遍。茶花专类园也愈来愈多。茶花作为新兴的产业发展很快。全国各地的茶花苗圃应运而生，个体茶花专业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大批涌现。 研究茶花的学术空气日益增浓，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从1984年以来在中国举办了四次国际茶花学术会议：1984年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召开的国际茶花学术讨论会，1994年在广西南宁召开的防城金花茶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在云南昆明召开的云南茶花国际讨论会，1998年在杭州召开的’98杭州国际茶花学术交流会。而国内的茶花学术活动，就更频繁了。1990年中国茶花分会在江苏无锡召开的“华东山茶品种命名学术研讨会”，统一命名了237个华东山茶品种。 有关茶花研究的论著，更如雨后春笋。植物学家俞德浚教授，经过长期周密调查和研究，于1950年、1952年和1958年相继发表了《云南山茶及其园艺品种》、《云南山茶花》和《云南山茶花图志》，对中国茶花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59年，园艺家庄茂长总结了滇山茶移植异地的经验，编著了《云南山茶花》一书。1966年，冯国楣教授等发表《云南山茶花植物学特性及花型分类的探讨》一文，对滇山茶与山茶花两个种分别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1981年，出版了三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茶花专著。一是张宏达教授经几十年研究而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阐明了中国山茶属植物的分布及系统分类问题。二是植物学家冯国楣教授和夏丽芳、朱象鸿研究员等，出版了《云南山茶花》专著，1986年又出版了英文版，收录滇茶花品种120种。这部专著，对中外园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是浙江温州的汪亦萍、俞仲辂先生的《山茶花》一书，首次对中国东南部及四川一带的山茶从总体上作了系统总结，整理了山茶品种101个，并介绍了茶花栽培史及其科学管理。80年代，茶花研究掀起热潮。引人注目的有：广西梁盛业、莫薪礼、方鼎等和南宁市园林部门对金花茶的研究；建立昆明山茶专类园；夏丽芳等在云南华坪县和四川盐边县境内发现滇山茶的野生二倍体和四倍体类群，引起山茶研究界的轰动；青岛邸宗源对中国茶花北界海岛型的野生山茶“耐冬”及其保护的研究；杭州陈绍云、徐碧玉等对浙江山茶及茶梅的研究，并于1985年出版了《浙江山茶花》一书；福建农学院对福建山茶的分类整理，1985年戴志棠、王金勋合著的《福建山茶花》记载了福建山茶品种；重庆园林科研所任如筠等对四川山茶分类的研究；浙江省农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等对山茶辐射育种和组织培养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茶花发展全国热潮的形成。90年代，茶花研究及专著的出版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势头。1990年，夏泉生在美国《世界山茶》学报上发表《〈南诏图传〉中古山茶的研究》一文，第一次公布了中国古山茶的一些记录和特殊形态，以及古山茶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国际茶花界的浓厚兴趣。1993年，梁盛业出版了《金花茶》专著，使金花茶震动了国际茶花界。 1998年，高继银、陈绍云、徐碧玉出版的《世界名贵山茶》专著，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茶花的风采。同年出版的张宏达、任善湘所著《中国植物志· 山茶亚科》卷，记载了中国现有山茶属植物共20个组250个种。它为了解和鉴定中国山茶植物、开发山茶资源、进行山茶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1999年，出版了昆明植物研究所闵天禄所著的《世界山茶属植物的研究》，对山茶植物的分类、演化、分布与扩散，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并从多门学科的角度，分析解释了山茶植物的进化亲缘关系，为今后山茶育种进入生物工程时代提供了科学根据。90年代这些丰硕成果，使中国茶花的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 对茶花栽培技术的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茶花新品种的育成。这一时期茶花新品种的繁育，虽还赶不上欧美、日本，但已改变了近代中国长期落后的面貌，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茶花研究工作者先后选育出90多个滇山茶新品种。四川培育出6个川茶花新品种。上海和浙江培育出10个华东山茶新品种。在国内外对金花茶育种研究的热潮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以金花茶为父本的种间杂交种。同时，广西南宁的科技工作者历经20多年的努力，培育出“金背丹心”、“新黄”和“冬梅迎春”三个新品种。1997年，黄德邻用金花茶和黄海南宝珠杂交育出了第一代金花茶新品种。 这一时期以茶花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古代一千多年的总量，在内容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与艺术特色。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郭沫若，对茶花情有独钟，写过八首茶花诗和一篇抒情散文《山茶花》。他开创现代中国新诗浪漫主义流派的宏伟气势和非凡想象力，也体现在他的茶花诗文中。写茶花诗的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和著名文学家邓拓。当代著名散文家杨朔的《茶花赋》，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大学中文系教材，传颂一时。赋中引人入胜的描述，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特征。茶花散文还有：邓拓的《可贵的山茶花》、李岚清的《山茶花》等。当代著名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大段地写到了茶花。 这里还需提及一件被人遗忘了的事：20世纪50年代，上海《文汇报》曾展开了一场茶花是否称得上“世界第一名花”的笔战。吸引了著名散文大家周作人的参与。争论虽没有统一的结论，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并引发争论，却是中国茶花文化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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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9 14: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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