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日本旅游团在中国珠海嫖娼被媒体报道后，在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日本人以旅游团为名而进行海外集体嫖娼的事情由来已久。根据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的记载（《穿裤子的猴子 ——人类行为新析》，1981年4月版；中译本：工人出版社1988年8月版），很久以来，日本的男性就乐于参加前往菲律宾的嫖客旅游团(一种以嫖妓为目的的外国观光旅游团体，目的地多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区)。
对此，人们从社会道德到政府的作为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试图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但是，单纯的道德说教与漂亮话以及所谓的民族感情，都不能解释也不能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栗本慎一郎也曾认为，日本人对待嫖客旅游团的存在，一面猛烈批判它丧失人性，一面却在心里不断涌出半赞赏半好奇的心情。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他从人类学的角度认为臭名昭著却又总不绝迹的“嫖客旅游团”，是日本男子为了把“过剩（性能量）”处理掉而到海外去寻求极有限的非日常性的空间和对象的行为。显然，这样的分析根本就没有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之所在。要想揭示嫖客旅游团之真正的根源，只有将此类事件放在日本独特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因而，在本文看来，日本人的这种极其丑恶的嫖客旅游团，根源在于日本社会的特性，即后发的资本主义特性和日本的经济属性所产生的日本人的异化。
首先，嫖客旅游团根源于日本后发的资本主义特征。根据阿明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必须颠倒政治/经济之间的顺序才能运转，统治统管经济的顺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标志，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要求颠倒顺序，让政治服从经济（《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这样，当日本在近代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突然发现在这个极度强调经济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它本身岛国的弱点使得发展所必要的资源、资本等条件完全都不具备，尤其是面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日本弱小的民族资本家无法与强大的国际资本相抗衡，于是乎，日本就走上了国家资助资本发展的道路。这种后发的资本主义特性，导致了日本自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来，就极度的强调国家与集体的功能，而忽视了个体的作用，在激励人心的民族目标面前，不管甘心与否，每个日本人都成为了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日本社会所特有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被广为传颂，这不仅仅是受日本文化与教育的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日本后发的资本主义特性和日本自身岛国资源贫乏的矛盾要求它必须以团队的形式出现。这样，一方面日本的团队精神“淹没”在世界各地的一片赞美之声中，另一方面，鲜花和掌声背后被碎化而遭到忽视的单个日本人却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这种长期的“无我”，使得整个日本民族的人性得不到舒张，日本人的心性就在这种边缘化的过程中逐渐的扭曲，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日本的民族性也逐步的被异化了。
马克思所论证的资本的异化和人的物化现象在近现代日本社会中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日本人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在国家经济越发进步的前提下，以种种变相的方式逐步的缓释着。嫖客旅游团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它的出现而且长期存在，其根源就在于日本后发的资本主义特性对日本民族的异化。
其次，嫖客旅游团的出现与长期存在根源于二战以后日本国家的完全经济属性。如果说，二战以前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是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那么战后的日本则以一个不完整国家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因为战败的惩罚，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普通/正常国家”，日本社会受国际社会的发展环境和自身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所限制，成为了一个单纯的经济国家。日本之所以选择经济第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日本在战后初期实行的是经济唯一）战略，曾经担任首相的吉田茂对此作了回顾和解释，他说；“我公开反对种重整军备论，因为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这时，有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地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如果过早地重整军备，也许没有所谓令人惊奇的日本经济的发展”（《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10月版）。正是在这一经济立国的指导原则下，日本放弃了许多国家主权的象征部分，将安全环境捆绑在美国核战车的同时，却将国家所有的资源应用于经济发展上。这样，一方面产生了所谓的“日本奇迹”，然而，另一方面却在日本社会中长期的塑造了国家的唯经济色彩，对整个日本民族的道德素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的完全经济属性，使得日本人的人性出现了严重的残缺，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一切唯美的因素都在现实中被强大的、政府唯经济论的示范作用所替代了，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造成的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一个民族整体道德的不健全。人性的缺失本质上讲正是由于国家的唯经济属性所产生异化的结果，因此，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日本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也才能深刻的洞悉嫖客旅游团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深远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即日本民族人性异化的结果。
因此，一方面，由于日本社会后发资本主义的特性所导致的日本民族的国家至上和自我的消亡，另一方面，战后日本长期所实行的、完全经济属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人性的掠夺导致日本人心性的残缺，这两者的结合所导致的日本社会的典型的异化与物化现象，使得整个日本民族的道德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特质，在这种残缺的人性面前，屠杀平民（南京大屠杀）和嫖客旅游团（珠海事件）的行为就具有合理的逻辑内核。
因而，珠海事件所引发的对日本嫖客旅游团的反思，本质上并不完全属于一个道德或者地方政府作为的范畴，我们只有从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背景与近代日本人心性塑造的宏观环境来分析，才能把握这一行为的真正根源。我们只能这样说，近代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成功的，然而，就一个民族的整体人性的塑造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失败的，近现代的日本人正是马克思所说典型的异化现象的集中体现，因此，整个日本民族在近代以来的物化才是珠海事件发生之真正根源。(文：梁玉国/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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