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神农垦荒于黄土高原，一镐头下去，刨出一金灿灿的东西，拿起一吹，是唢呐。
《圣经》说，人的嘴皮子，既能说好，又能说坏，《拉封丹寓言》也说，人的嘴，既能吹冷，又能吹热。唢呐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能吹悲，又能吹乐，刚刚在一家吹过丧葬，反过头又跑另一家去吹嫁娶，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忌讳的民族，偏偏在这里又不忌讳了。
中华文化，若以乐器名，大致可以分四类。
一个是编钟，它恢宏，阔大，霸道，豪华，在那恢宏、阔大、霸道、豪华的声音里，冕也加过，禅也封过，城也屠过，霓裳也舞过。
一个是古筝或古琴，它的身后总有一座帝阙巍峨的古城，它背靠着那座古城高山流水，它背靠着那座古城观渔察猎，它背靠着那座古城读兵研易，它背靠着那座古城闲云野鹤，它总是背靠着，它的目光总是从它背靠着的那个方向投射过来，它有时也不乏激烈、急躁和哀怨，但它的基调千年一贯总是那样沉稳徐缓的。
一个是箫，它总是能看出一场场大欢乐不过是一场场大梦，它总是能看到一场场大热闹不过是一次次热熄，恰像鲁迅在《野草·秋夜》中写道的：“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它太清醒，它清醒得绝对孤独，它总想要找到一种语言把自己心里所想到的归拢出来说给人听但找不到，所以它总是忧郁的，总是摸索的，总是迟疑的。
最后一种是唢呐。如果说，编钟的轰响可以如皇家芭蕾舞团舞台上的演出被武装工人打断，如果说古筝或古琴可以卷裹起来夹在腋下乘鹤远去，如果说箫也可以人去箫亡只留下一片寂静，那么，和以上的那一切比起来，唢呐是最结实的。我不信唢呐原流传于波斯、阿拉伯，我也不信唢呐是直到金、元时才传入我国，我倒宁可相信唢呐原本就在黄土中埋着，它和中华民族是孪生的。春秋战国的战马踏不碎它，五胡十六国的烽火烧不毁它，金人元人和清人的大刀砍不断它，八国联军的炮火炸不烂它，有宫殿的地方就有它，有寺庙的地方就有它，有舞龙的地方就有它，有春联的地方就有它，同样的，有了它，也就有了以上所说的那一切。在历史的外面，在文化的外面，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外面，在一切租税和天灾人祸的外面，它永保那一种比钢铁更有密度的独有的坚硬，哪怕是面对死亡，你以为它撕心裂肺大悲大恸，你以为它肝肠寸断仰天呜咽，可是它拉着长声把死亡送走，又从死亡那边一路嘻嘻哈哈回来了。它古老着它的古老，它看见过朱买臣马前泼水，它看见过西门庆迎娶潘金莲，它看见过王熙凤弄权，它看见过阿Q调戏小尼姑，它在最现代的电视上让现代人上瘾，它又帮着住进新楼买了电脑的人兴高采烈，它在舞台中央百鸟朝凤，它在舞台一侧为京剧伴奏，它在东北二人转，它在西北扭秧歌，它一个好汉三个帮，它该出手时就出手，它扎紧篱笆防止有人走进来，它让人们在大灾大难之后吃上一顿饱饭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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