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以来的油价波动，首次暴露了中国的能源困局——在中国改革开放26年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于二十几年以来高企的石油价格对国民经济最大的一次冲击。这似乎并不值得惊讶——高企的油价让我们明白中国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入世界能源格局的包围中，让我们有机会理清近二十几年来国际能源格局形成的脉络，更让我们借力超越国际国内利益格局的羁绊完成中国石油和能源战略布局。这才显得意味深长。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石油一度作为和美元、黄金并列的硬通货而威力无边。尽管后冷战时代石油价格的形成因素趋于多元化、影响力有所下降，但这一轮的价格飙升对正处于26年来上升通道的中国来说，仍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被誉为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之一的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一直被过热和通胀因素所困扰。随着美国克服2000年泡沫经济的影响和世界经济的复苏，2004年一开始，中国就陷入了一场宏观调控的战争当中。美元贬值、油价上升等诸多因素作用于国内，使中国良性的人民币汇率、物价和经济增长水平等一起遭受着来自于全世界的空前压力。这也是5月份以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三次强调能源战略规划、政府高层数次强调宏观调控形势依然严峻的原因所在。这在中国改革开放26年的历史上确实是仅见的——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不考察世界和中国能源状况、格局，以4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其他26年来累积的骄人战绩，上述挑战并不难化解。然而，在中国正一步步进入改革开放事业深水区的时候，世界石油和能源格局同时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而中国因为更为紧迫的国内改革任务而错失良机——未能未雨绸缪，实施国家石油和能源战略，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占据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地位，反而完全游走于世界石油定价体系之外，游离于世界石油和能源核心资源之外。在世界石油定价体系和能源格局中，借助两次海湾战争，美国掌控着世界石油资源6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后冷战时代牢牢掌控着超过世界一半的话语权。紧随其后的是西方大国，甚至包括俄罗斯等资源大国。这几乎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世界秩序。
从石油和能源产量、消费量以及进口量来看，中国都毫无疑问是一个石油和能源消耗大国。截至2003年，单从石油来看，中国掌握着世界石油产量的4.4％，消费量的7.6％，石油日进口量的4.9%，尤其是中国已经占到世界石油消费增量的35％。美国10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刚好是全世界的50％，而中国则刚好是美国的1/10。前者排名第一，后者排名第六。
与美国等国大多数完成于1970年代的石油战略相比，中国则刚刚苏醒——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于2004年开始实施，目前仅处于建基地的阶段。除了俄罗斯之外，与世界石油大国石油战略相比，中国与其至少相距10~20年的时间，这包括成熟的法律体系、完善的石油储备战略、统一的管理和监督体制、完备的石油金融体系，以及成熟的市场格局等，这些，中国目前都付诸阙如。
在未来10~20年，如果中国抓住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保持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最权威和最为严厉的警告是，到203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最高水平——8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年进口石油达2亿吨以上。这就是中国的石油困局，也是中国中长期必须面临并解决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可喜的是，中国开始了战略苏醒——相对于发达国家借助1970年代石油危机建立和完善整个国家石油战略，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石油价格飙升堪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除了开始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以外，中国还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统一的管理和监督体制、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的石油金融体系，以及建立成熟的市场格局等等所有挑战。它还必须回应民间资本参与石油机会的呼声、允诺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和打破垄断的改革要求，以及妥善应对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不信任，甚至包括思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石油价格急升至50美元/桶的时候，本刊集中组织编辑力量和调动全球政府、智库、石油公司和相关组织的资源，采访并撰写了本期封面故事。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引论，介绍世界主流学者对中国石油战略观察；第二部分，战略篇，介绍中国石油战略形成的脉络、面临的挑战和出路，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以及美日欧俄印等世界石油大国的石油战略；第三部分，机会篇，我们不仅探访中国的石油公司海外艰辛的拓展，也介绍对石油影响深远的石油金融及中国的努力，以及面临的困惑和机会。
在瑙特博士看来，世界石油市场有两大原则：任何国家都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获得石油资源，只要自身的环球贸易足够发达，价格机制的调节自然将会使石油流向支付得起世界油价的消费者；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几乎没有国家能自我供给所需的石油，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詹姆斯·H·瑙特，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商业与政治经济、安全问题和美国-东亚关系，曾撰写有关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亚洲经济自由化等方面问题的文章。
曾执教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亚洲研究系，任副教授，并在多个研究机构任职。著有《美中安全关系》、《商业冲突和帝国主义的死亡》等书。
《全球财经观察》：控制石油资源，包括油田、管道等元素对于石油进口国家而言有多重要?
詹姆斯H瑙特：通常而言，任何国家都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获得石油资源，只要进行足够的境外交换，用以支付所需。
中国作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出口国，有大量的境外流通货物，有着强大的、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地位，可以进口获得所需的石油。
《全球财经观察》：以中国为例子，为了获得足够的油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采用什么方式最为关键?
詹姆斯·H·瑙特：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几乎没有国家能自我供给所需的石油，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在现代工业经济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自我供给充足。在今天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自我充足供给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全球财经观察》：中国为了获得足够的石油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采用什么方式最为关键?
詹姆斯·H·瑙特：在世界市场中，中国唯一不能自由地购买石油的情况是：卷入到反对美国的战争中，或者成为反对美国的联盟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中，中国有可能会面临美国所组织的石油禁运。
《全球财经观察》：从现在开始，到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会出现关于石油的紧张竞争局势吗？最终将会出现对中国的石油禁运吗？
詹姆斯·H·瑙特：不断上升的世界范围内的石油需求可能导致高油价(就像最近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下的价格上供给不充足时。高油价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去更经济地用油，像1970年代发生的那样。
然而，我不希望禁运在和平年代发生，仅仅为了某些国家的利益而重新分配石油资源是不利的。这将会导致一些基本的一些贸易原则的非预期波动，价格机制的调节自然将会使石油流向支付得起世界油价的消费者。
全球石油商业大部分掌握在几家大的跨国石油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的利益不一定和他们总部所在的国家协调和一致。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和国外的大石油公司建立平衡，有一些切实可行的计划，例如对南中国海的开发。
《全球财经观察》：在您的观念中，决定世界油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詹姆斯·H·瑙特：需求和供给决定了油价，而这又取决于私营石油公司和OPEC卡特尔的操纵。那些有能力在市场上抑控石油(抬升价格)或可自如地扩大产量(压低价格)的国家或公司对油价最具影响力。
沙特和次要的海湾产油诸国已经试图在OPEC卡特尔框架内主导定价政策，因为他们足够富有，有能力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控制石油以抬高价格，同时他们亦有低成本的超额生产能力，使之能够以选择进行满负荷生产的方式压低油价。
《全球财经观察》：大型石油公司能起到什么作用?对它们的作用似乎分析不够?
詹姆斯·H·瑙特：集中控制了全球的石油精炼生产能力、油轮船队的大型私营石油公司亦进行合作，以一致抑制或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方式来抬高或压低石油产品价格。
因为这种公司间的谋划较为秘密，当它们采取统一行动影响油价时，一般很难看清。深入细致的研究也只能根据一般情况进行判断。
《全球财经观察》：有种说法，美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油价。你认为这种情况最近会变动吗？
詹姆斯·H·瑙特：我不能确定，目前世界油价的上涨趋势是供求领域不可预见的变动(如无法预计的来自中国的大幅需求增长，或来自美国、海湾地区、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的供给突然中断)的意外后果，还是源于石油生产方限制供应以抬升价格的一致行动。
考虑到布什总统与美国能源界关系密切，而沙特石油业亦可能乐见其再次当选总统，我认为，他们有可能希望在11月大选结束后，遏制石油价格大幅上扬的势头，如果他们有能力做到的话。
“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原油进口量控制在每年1亿吨、对外依存度降至25%，经过努力是可能做到的。”如果不是因为王涛的呼吁，对于中国石油前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还会有如此乐观而坚定的论调。
10月18日，国际上最权威的非政府国际石油组织“世界石油大会”(World Petroleum Congress)首届青年论坛在北京召开。作为世界石油大会的高级副主席，王涛正是一直对中国石油的光明前景确信不疑的极少数人之一。王涛是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也是原国家石油工业部最后一任部长。
王涛并不是不清楚中国石油面临的困境——2003年对外依存度达33%；截至2004年8月份，进口石油高达760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40％；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EA)2004年发布的报告，这一上升趋势并不会逆转，到2030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80％以上，原油进口将超过2亿吨。10月15日——大会召开的前一个交易日，欧佩克7种市场监督原油一揽子平均价已经飙升至46.14美元/桶。
除了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石油储量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王涛的乐观来自于老一辈石油人对中国国家石油战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像王涛一样乐观，但是没有人怀疑中国国家石油战略国家意志的力量。
遗憾的是，随着1988年石油工业部的撤销，清晰的中国国家石油战略似乎就成为了往事——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一个国家级机构主管石油工业的战略规划和监督措施。而这15年，却正是世界格局动荡而急剧变幻的15年，其间甚至还爆发了一次“准石油战争”；这15年，也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向纵深推进的15年。
以现实需求和国家实力为后盾的国家石油战略在逐渐苏醒，而它又将进一步推动国内利益的调整，和错综复杂关系的厘清。国家石油储备计划的实施，通常被视为国家石油战略启动的标志和核心内容——该项计划已经于2003年正式启动，2004年是具体实施的第一年。
“中国在未来的25年需要非常多的石油。它会动用外交和经济等种种力量融入世界，以获得石油资源。”美国五角大楼顾问、著名智库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教授托马斯巴奈特(Thomas Barnett)说。
但是，对于中国将以何种形式影响世界格局，巴奈特提醒道，并“没有单一的答案”。
对于没有“清晰的中国国家石油战略”的批评，徐锭明是最不能认同的人之一。在他看来，“中国早就有石油战略，当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正在一步步地落实这个战略”。
徐锭明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局第一任局长。该局设立于2003年，是1993年能源部撤销10年之后专门负责国家能源规划管理的机构。
徐锭明的依据是国家设立能源局的所谓“三定方案”之一的定责：负责研究国内外能源研究开发情况，提出能源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拟定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相关体制改革的建议；实施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的管理；管理国家石油储备；提出能源节约和发展新能源的政策措施。
“国家能源发展中长期的总体规划和煤、电、石油、储备、走出去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的专项规划，我们都已经做完，而且部分已经上报了。”徐锭明透露。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石油战略复苏始于1998年，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受国家委托，着手系统研究石油战略及其储备课题。在能源部撤销10年后有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国家正式批准开始实施国家石油储备计划，并列入“十五”计划；2003年5月，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成立，暂时挂在发改委，并与能源局合并办公。据介绍，根据现有规划，国家石油储备资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人民币，计划分15年三个阶段实施。
美国从战后开始，用了近30年的时间酝酿石油储备战略，至1973年石油危机后开始正式实施；日本从1963年开始，至1979年完全建立民间和官方并举的国家石油储备战略，也花了15年。在此期间，各大国均建立起完备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和法律及管理体系。
2003年成立能源局及完成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系统政策规划，到2004年上报国家最高决策层，是国家石油战略的开始——如果从1988年石油工业部被撤销算起，刚好15年，正是所谓中国国家石油战略的苏醒期。这个时期管理机构、管理体制的频繁变更，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尚未形成明确、完整、统一的能源发展战略和目标，但是，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包括石油在内的国家能源战略的苏醒和成熟过程。
从1973年以来，1980年代初期再次爆发了一次石油危机，此后的20年间，石油价格也从1982年最高的40多美元/桶峰值，经过几轮大的调整，恢复到2004年初的每桶30美元左右价格。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急升至54美元/桶。飙升的油价、动荡而变幻的国际局势加速着中国国家石油战略的苏醒。
冷战后，美、日、欧迅速转入全球石油资源的分割，乃至引发了重新调整中东石油资源分配和格局调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进入19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加速调整，局势也动荡不安，并最终形成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石油格局——在世界石油市场，20家大型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0%。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介绍，中国的石油进口来源，中东占54%，非洲占24%，印尼、越南等国占14%，其他国家占8%。据世界能源组织(IEA)公布的资料，中东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也正好占全世界的54%，通过两次海湾战争，美国却已牢牢掌握该地区的石油控制权。而在中亚、远东、非洲，在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甚至在中国领土、领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东海，我们都面临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警惕和不信任感；尤其中国领土、领海，甚至潜藏着大国政治经济剧烈冲突的危机——如果不是火药桶的话。
不同于1950年代石油会战时期的中国，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经济起飞前夜，最大的需求并不是来自于石油和能源。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最紧迫的任务是打破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深入推进国家机构改革。到1990年代末、本世纪初，当世界格局进入调整的关键期、世界石油资源分配的格局已定的时候，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并成长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与美国并列为世界两大经济引擎；随之，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据IEA统计，2003年石油需求增长占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35％，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价格的波动已经直接触及到国内经济的敏感神经，更上升到国家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了。
“它的需求实在是太大了。”托马斯巴奈特发出了惊叹——不仅中国，全世界也好像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一巨大的石油吞噬机器。由各国政府、智库、石油公司、金融机构和各种组织组成的更为庞大的石油机器开始对中国国家石油战略投注巨大的热情，而这正是宏大的中国故事的主要内容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世界原油价格达到近20年来的高位。
对于中国来说，此时的国际石油格局并不亚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期——大部分发达国家正是借此最终完成国家石油战略布局。
苏醒的中国国家石油战略首先遭遇到的是国内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缠。对此感同身受的是徐锭明——他遭受的压力并不是别人能理解的。
对于王涛在“世界石油大会”青年论坛上的发言，业内人士听出来的是对现有政策和战略的一种委婉批评——过分依赖代价高昂的进口和海外战略，忽视了国内战略。
作为老石油人，王涛的惊人之论不是没有理据。据王涛介绍，中国油气资源潜力很大，目前开采量只占全部资源的37%，随着采收技术的进步，中国的油气资源能基本满足国内主体需求。高油价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暂时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全球石油产量比上年增长4.1％，储量增长4.36％，整个石油资源储采比为50.1:1，是明显的供大于求的格局。
对中国石油战略缺失的批评，棒子最后都落到了徐锭明及其领导的“衙门”头上。徐锭明的不白之冤在于，不仅徐所领导的“衙门”官小位卑、人手短缺，而且，国家能源战略规划都清楚载明了上述所有批评的解决之道。徐的解释是“执行中走了样”。归根结底是错综复杂的国内关系所致，而国家石油战略不仅要涉及国际能源秩序和格局的调整，首要触动的就是国内利益格局。
作为国家石油战略的主要规划者、战略石油储备的监管者和实施者，能源局的诞生就是国内利益格局妥协的结果。“这应该是一种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2003年，设立能源局后，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小丽有此评论。
在石油战略的沉睡期，在1983年来的历次机构改革中，石油主管部门更像是利益调整的“牺牲者”，石油战略让位于更为紧迫的其他改革课题。
2003年的机构改革之前，成立能源部、甚至是能源委员会的呼声更为响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出台的是更为等而下之的委管局级机构。
其实，在2003年，成立能源部或能源委的条件并不成熟。按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资料，仅三大石油公司，对国有企业当年实现的总利润的贡献率就达到40％以上。公开资料表明，三大石油公司中部分上市公司2002年的净利润达到了702亿元，缴纳的各种税收也超过了600亿元，加上电力企业，在国有企业总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应该也在1/3以上。掌握如此庞大资产的超强机构，不仅三大石油、五大电力集团接受不了，也与迫在眉睫的发改委和国资委的部分职能相重叠，而要从现有的能源管理职能部门中分权，则更是困难重重。
2003年的能源监管格局可谓“五分天下”——国资委管理国有资产；发改委管价格、投资、炼化生产、进出口总量计划、成品油市场建设等；国土资源部管勘探开采；商务部管成品油市场流通；国税总局则主管税务。
在国内监管格局没有最终厘清之前，不管是能源部还是能源委员会，都是奢望。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曾是最为热心的大能源监管的鼓吹者，对此也只能勉强接受。
整个能源局只有30个行政编制，与美国能源部4000人——全国为1.5万人——队伍规模无法相比。
关注度最高的石油天然气处则仅为4个编制——还包括2个处领导，却要负责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理，监测国家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情况，拟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石油工业改革建议，衔接重点企业发展规划，提出重大项目审核意见等等。就是这4个人，却既要对应数万人以上规模的三大石油公司，还包括上万家石油中下游贸易和加工企业。
由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各能源行业之间缺少统一的管理和协调，各有各的系统目标和发展规划。“谨防油气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6年后，目前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暴露无遗；相应的市场改革远未完成，而当年的改革成果又成了国家石油战略推进的羁畔。周大地指出，面对近年飞速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对能源安全机制的建立产生了影响”。
2003年以来，尤其是今年油价出现的异常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巨大负面作用开始显现，加上国内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问题引发的剧烈宏观调控相互作用，国家石油战略的系列规划正在加速出台。5月-8月份，温家宝总理已经三度开会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问题。
据透露，到10月份，一份有关国家能源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报告，以及涉及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核能、水电、能源储备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专项规划，经过近两年时间起草，已经基本形成并上报最高决策层，有待国务院审批。
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国家能源发展中长期的总体规划，第一次将石油、电力、煤炭、核能、水电等同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和统一考虑，也是首次将核电纳入国家电力规划，首次将海洋石油和陆上石油统一规划。据悉，在规划中，还将考虑能源进口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关系，合理安排海上进口和从北方陆路进口的关系，及与国内能源供给系统的相互配合。
新规划将发挥政府规划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弥补市场失灵、有效配置公共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至于普遍关心的石油业开放问题在石油战略规划中的地位，徐锭明认为，上游领域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张有生博士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石油业的开放可以两头做起，即使是上游石油勘探领域也可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市场化。中下游市场和流通环节，如石油贸易、成品油销售等领域，可完全放开。
“这次石油价格飙升将是中国推动能源战略的一次机会。”日本的国家石油战略起始于1963年，而最终完成于1979年。部分市场观察人士对此表示乐观，酝酿于1993年、开始于2003年、启动于2004年的国家石油战略，势必将在未来5-8年左右的时间里趋于成型。
“上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本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源短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说。这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
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最新消息，中日双方将于10月25日在北京磋商“东海划界”问题。
“东海划界”问题的导火索就是“春晓气田”——东海大陆架位于中、日、韩三国之间，据《世界海洋公约》，该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属于中国领海。近年来，我国勘探人员先后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上发现了7个油气田，春晓气田是其中之一。但日本以所谓“中间线”为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勘探开采。
东海问题不过是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之间能源争夺最新的例子而已。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南中国海。而国际范围内则包括几乎所有的产油区——中东、西非、中亚和远东地区等。
中国国家石油战略刚刚苏醒就要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的挑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会否导致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呢？
与托马斯巴奈特的观点接近，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itute)高级研究员詹姆士·瑙特(James Nolt)认为，中国与日本和俄国就能源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对一些近岸的区域发生争执。实际上，中国已和几个东盟国家就南中国海的资源控制发生过争执，甚至小规模的冲突。但是，这类冲突并不是武力能解决的——各方都对外国，尤其是对海洋钻油有丰富经验的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非常依赖，而这些私营公司是不会把自己的大批资金投到有争议的地区去的。它们会要求在大规模开采之前，和平解决争端。
这似乎比较接近日本的想法。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19日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一位官员周一表示：“我们不希望此事破坏中日关系，但如果这类活动继续下去，就是一个问题。除非这得到妥善处理，否则就有情况恶化的危险。但由于有这么多活动在进行，我们无法坐视不管。”
但是，中国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示弱。据新华社报道，新任驻日大使王毅强调东海划界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中方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但也不乏灵活性。观察人士称，这正是中国在处理周边能源摩擦中的表现。
相反，在世界石油资源的争夺中，面对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石油资源分配和格局，中国则要灵活得多。
“我们必须拓展新的石油来源”，这是国家石油战略的一部分。作为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石油战略规划的主要参与者，王梦奎同样清楚我们在世界石油资源的拓展中的困境——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已经很难获得世界石油的核心资源了。
据信，中石油正考虑从其国有母公司收购多达5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石油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而中石油则是同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公众公司。中石油此次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资产的收购，包括苏丹、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和秘鲁的油田，2003年这些海外资产为中石油集团贡献了2.8亿桶石油。该收购将使中石油转变成一家主要的国际石油集团。
据投行人士分析，该交易可能标志着中国在探索能源形式的转变——以国外为跳板进行海外扩张，并寻求新的能源基地。尽管这一方式受到国际投资者的质疑，但中国公司已学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准则进行海外拓展。
遗憾的是，海外开发的石油受进口配额的限制，不能销往国内。三大石油公司通过走出去把在海外市场上获得的份额油运回国内，才能从实质上保护国内的石油资源，减少国家未来石油短缺的压力。中海油战略规划部总经理王中安指出，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石油进出口管理体制，为进口海外石油提供便利条件；也需要国家强有力支持，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使中国的石油公司能够按国际通行的并购方法与跨国石油巨头进行竞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海外油气资源。
“中国支付得起大量石油进口的费用，但实际控制石油资源则十分艰难且成本过高。”詹姆士·瑙特博士提醒中国需要更灵活的融入世界。“如果中国想做一个负责任的世界贸易国，实际控制石油资源也没有必要。”
美国对伊拉克的全面占领，意味着其他国家改变中东石油秩序努力的失败，也表明了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石油市场格局的重大变化。由于美国基本控制了中东产油区，使世界石油消费区域构成与资源区域构成进一步失衡，导致全球围绕油气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也使对原油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面临着更大压力。未来国际石油战略格局将可能呈现美国主导，欧佩克、俄罗斯、非洲等产油区三分天下的局面。
大国对石油的争夺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驱动。在对世界石油资源的争夺中，美国是首要角色。美国争夺石油不仅在于确保自身需求得到满足，更有控制这一战略资源进而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长远意图。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国际石油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上升。俄罗斯拥有世界石油蕴藏量的12%，经济增长的近90%也都得益于能源出口的拉动。因此，俄罗斯高度重视能源出口，并力求对国际石油战略格局施加更大的影响，能源正成为俄罗斯维护大国地位的重要政治与经济砝码。相形之下，日本和欧洲等主要进口国都处于弱势地位。它们都积极寻求石油进口多元化、建立有效战略石油储备，并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以图在这种石油“战国时代”中立于不败。
现任布什政府有一幅清晰的能源地图，它标明了美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要点，也引导了相关外交和军事行动。布什政府上任之初就被认为具有“能源内阁”的倾向，布什从政前曾投身石油行业，切尼曾任哈里波顿石油公司CEO，其他诸如拉姆斯费尔德等人都与能源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组合至少对美国产生了3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照顾能源公司利益、强烈的能源忧患意识、视控制石油资源为主要战略任务。占领伊拉克打乱了俄罗斯、法国及中国等国建立中东石油新秩序的努力和进程，将中东石油秩序恢复到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美国主导的格局，进一步控制中东石油，掌握全球超过50％的石油资源。
早在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就曾提出“切尼国家能源政策计划”，认为从能源安全出发，美国有必要在其他地区寻找能源供给多元化的机会。俄罗斯很快成为了美国的新朋友。布什政府在2002年上半年即与普京政府达成了加强能源合作的共识。
“由于伊拉克对石油市场可能有不安定的影响，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风险，因而军事干预是必须的。”布什的对伊政策实际上是一项30年前确定的战略逐步演变的结果。1970年代中东几个主要产油国曾联合实行石油禁运，使美国一度陷入经济危机。当时国务卿基辛格曾幕后策划组织一批智囊人士鼓吹“拿下阿拉伯石油”。
为达到控制海湾石油的目的，美国1970年代起就已在海湾地区积累军事力量。经过30年经营，美国的军事势力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了亚洲腹地，并在中东扶植了众多亲美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911”后，美国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中亚，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格鲁吉亚等地取得基地，并加强了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能源的影响。美国运用各种手段，迫使中亚直达土耳其的油管绕开俄罗斯，改走格鲁吉亚，这是围绕中亚和里海地区石油资源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美国的目光亦紧盯着非洲，将增加非洲石油输入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对待，美国石油资本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赤道几内亚、贝宁和喀麦隆等西非国家。除以外交手段笼络非洲石油生产国外，美国海军舰队必要时也可直抵西非主要石油产地。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从酝酿到建立经历了30多年。1975年12月22日，福特总统签署了《能源政策与储备法》，授权建立高达10亿桶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最终形成了储备7亿桶的能力。
“911”后，布什政府提出扩大石油战略储备容量的建议。2003年4月，国会批准拨款15亿美元用于扩建储油设施，使国家石油储备达到10亿桶。
只有美国总统才有权决定是否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动用时由能源部采取招标方式向市场公布投放数量，通过竞标最终确定购买石油的公司。国会在1990年重新修订《能源政策与储备法》时放松了条件，除“进口石油出现严重供应中断”的情况外，在国内石油产品供应中断或严重短缺时，也可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此外，企业因突发事件导致石油供应中断，能源部也可向他们有偿借贷战略石油。
美国石油资源归联邦政府所有，而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工、批发和营销全由私营企业经营与运作。私营企业通过参加政府公开招标租售程序获得开发和生产权，政府不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而主要负责制定能源战略、确立竞争规则和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为本国石油产业提供经济、技术和制度上的框架。
美国积极推进企业、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合作研究，美国石油界每年的研发和技术改进投入都达到数亿美元，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各大私营公司。
美国的企业石油储备远远超过了政府，占到全国石油储备的2/3。企业石油储备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美国并没有法律规定必须这么做，政府也不干预他们的储备和投放活动，只负责通过公布石油供求信息进行引导。
美国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研究开发，引导企业实现国家的能源目标，并通过补贴、技术援助和融资手段支持国内的能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源部、贸易开发署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是支持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三大主要机构。
在政府支持下，美国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在石油勘探、开采、加工和运输等综合经营上已扩张到了世界各地，成为美国获得海外石油资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一、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最终实现石油供应多元化。欧盟全方位开拓东南亚、拉美和非洲油气资源领域，加强与伊朗能源合作，致力海湾产油国的能源投资与开发，与俄罗斯建立战略能源伙伴关系。
二、改革石油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官民一体化的战略石油储备。1992年,法国石油市场实行自由化。战略石油储备实行官民一体：法国的民间储备、政府储备的比率为75:25。在德国的“联盟储备”机制中，官民联盟储备量、政府储备、民间储备比率为57:17:26。
三、能源结构多样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核能发电占法国总发电量的70%。2000年，石油能源占德国全部能源的比例已降至38%。
.
.
.
.
.
第11篇：大国石油战略之俄罗斯：玩转石油筹码
战略要点：1、利用地缘关系控制里海和中亚石油输出；2、实行石油出口多元化战略；3、加强国家对石油开发的控制，削弱私营公司力量
俄罗斯国家石油战略开始于现任总统普京。就像胡萝卜和大棒一样，利用石油，普京一方面在国内加强中央政府和总统的权威，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重塑俄罗斯大国形象。
在里海和中亚地区，俄罗斯充分利用自身地缘政治优势。这些地区没有出海口，地理位置封闭。产油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只能通过俄罗斯输往外地。但这些国家不仅在石油出口上依赖俄罗斯，而且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都不能摆脱与俄罗斯的干系。普京利用这种特殊关系积极推行能源外交和能源战略，进一步控制相关国家的能源和油气输出管道。
俄罗斯致力于出口市场的扩大。用了近4年时间来稳定西欧石油市场，同时在中东欧输出管线，以扩大市场。俄罗斯石油业决心到2010年保障美国13％的石油需求，4家俄罗斯公司筹划的可直通美国的“新西伯利亚—摩尔曼斯克输油管”项目也在加紧进行。保持能源出口的力度对俄罗斯的经济意义重大。由于油价上涨，俄罗斯2002年的盈余达到了50亿美元。
普京主导下的俄罗斯石油战略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当国内石油私营公司与国家石油战略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尤科斯显然是一个代表。目前，普京战略的两个倾向“加大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以及“扶持国有企业，削弱私营企业”已显露无遗，中国外交关系学院资深俄国问题专家夏一善介绍说。
俄罗斯石油战略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国内寡头，而是美国。美俄在中亚能源问题上的博弈将长久持续。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和传统势力范围，中亚的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一直都在它的控制影响之下。克里姆林宫很清楚美俄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能源安全斗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美国并非离不开中亚石油，但控制这一生死攸关的资源会赋予美国很大的优势，这使它可以影响到其他任何国家的发展。
在融入亚太地区、打开东方市场的能源战略中，俄罗斯首先考虑的是东北亚，而中国是最主要的地区。但这一政策在2002年底2003年初发生了变化，围绕降低风险和石油安全，普京提出了“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安大线安纳线”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罗斯转向主张不仅将管道修建到中国，还要延伸至太平洋，以通往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地。
俄罗斯知道充分利用各国矛盾获取利益的好处。目前东亚国家之间合作前景黯淡，这给了俄罗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场游戏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根据美国能源部的预测，未来亚洲对石油的需求量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2到3倍。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中东，而伊拉克战争和恐怖主义行动引发了各国的危机感，石油来源的多样化是他们共同的战略选择。这样，俄罗斯丰富的能源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夏一善认为，普京这种多元化的石油战略，引发了俄罗斯国内的多方矛盾。具体表现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公司之间的矛盾。如“安大线安纳线”之争，即引发了俄罗斯国内原安大线所经地区与安纳线所经地区的矛盾，以及包揽这些业务公司间的矛盾。
“在1990年代初，中国对俄罗斯石油并不热心；现在中国情感高涨，俄罗斯又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恐怕将辜负了中国的热情。” 夏一善强调，俄罗斯的多元化石油战略实施得并不顺利。除内部矛盾外，还存在着很多外部矛盾。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曾向西方资本出卖了一部分的油气田股权，但管道仍归俄罗斯，因此俄罗斯公司为得到资源的控股权，以不修建管道相逼。在能否开发油田的权衡下，通常是西方跨国公司作出让步。俄罗斯和东北亚一些国家在政策、思路和措施上也并非完全一致。
战略要点：1、石油进口和实现手段多元化；2、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官民一体化；3、政府主导下的石油战略全民化
对于石油战略的体会，没有人能比日本更深刻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之一，日本仅在日本海沿岸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油田，产量是全国石油需求量的0.2％。资源、市场“两在外”使日本很清楚自己的石油处境。
日本石油战略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石油进口渠道和实现手段的多元化。世界石油最重要的产地中东一直是日本最大的石油进口地，目前在日本的石油进口中占有88％份额。但由于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以及美国对中东石油的垄断，日本从未忽视过其他地区。
冷战后，日本随即加强对非洲、中南美洲的官方援助，大力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与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石油资源的争夺，正是最新的例子。1997 年，日本提出“欧亚大陆外交”的新战略，目的即在于抢夺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能源开发的主导权。
为了保障石油进口的多元化，日本大力推行“日元外交”，注重对石油生产国实施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这些年来，日本已不再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石油进口，而是积极主动地利用资金技术优势走出国门，与石油生产国合作开发石油甚至争夺石油的优先开采权。
日本充分利用自身石油储备优势，在亚洲各国石油消费激增的情况下，提出亚洲各国应在各自加强石油储备的基础上建立相互调剂余缺的“亚洲石油储备体制”，并表示愿意将本国尚空闲的储油设施转用于亚洲的石油共同储备。
日本自身的石油储备可用169天，居世界第一，而民间石油储备几乎占到一半。在1960年代，日本民间就开始建立石油储备。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全面完成国家石油储备。经过30多年发展，日本已经形成官民一体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
这一系列石油战略的最终形成，缘于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当时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爆涨4倍，相关影响使日本的国生产总值下降了7%。日本政府敏锐觉察到了潜在的危险，很快将石油战略定为一项国策，并于1979年完成官民并举的国家石油储备计划。
在世界看来，日本值得学习之处，就在于对本土资源的捉襟见肘认识得很清楚，他们早早完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的目标。
日本政府是本国石油战略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政府很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从1960年代开始海外能源调查以来，到2000年已基本完成海外能源的合理稳定供应。
40年来，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坚持贯彻相关政策：一方面遵循国际制度和规则，另一方面使国内石油进口、运输、消费和储备等环节进入“制度化”，就石油的消费和储备及开发替代能源进行立法，如《新能源特别措施法》、《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石油储备法》等，以确保石油战略的顺利实施。
“石油工团”是日本海外市场争夺资源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它虽然属民间组织，但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政府出资设立，具体承担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任务和支援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业务。
日本企业界已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企业联合成一个买家进行交易”，大大增加了日本企业在海外资源开发中的竞争实力。
日本还推行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和贷款支持计划，还通过一些半官方组织，如金属矿业事业团、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等机构，对国内企业从事海外资源开发提供资助或贷款担保支持。
日本石油战略的全民化是它值得称道的一个特点。
1970年代初日本内阁针对危机即制定了石油紧急对策的纲要，减少对企业供应，要求国民自动节省石油和电力，全国范围内进行节能运动。整个197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由“资源能源多消耗型”转向了“省资源能源型”。
民间对政府的石油战略可谓投入了激动人心的热情。在厉行节能上，日本一直领先国际社会——节能技术先进、国民意识强、政府推动力度大。企业界对政府节能政策积极响应，经济团体联合会在1997 年6月制定“经团联环境自主行动计划”。不少大企业像东芝、松下甚至把节能作为他们提高竞争力的战略之一。
印度是世界第六大能源消费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耗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本身缺乏石油资源，印度每年所需原油有70％需要进口，印度优先考虑加快调整石油战略，以确保能源安全。
印度石油战略的重点是建立充分战略储备，分阶段增加原油的战略储备，以确保达到45天的储备标准。与此同时，加大投资，提高国内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增加炼油设备的能力和输送油气设施的容量。此外，印度政府还制定了“新开采许可证政策”，鼓励私人与政府一起投资油气田开发。
石油战略的另一个重点在于致力实现石油进口的多元化。印度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合作等各个领域积极发展与海湾国家的战略关系，还敦促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油气开采。非洲的苏丹，亚洲的缅甸、伊朗和俄罗斯远东，以及中亚地区现已成为印度的第一批海外目标。目前，印度石油天然气集团已在苏丹投资7.4亿美元，同苏丹共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
.
.
.
.
第14篇：大国石油战略之中国：国家石油储备计划破壳而出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因为没有石油储备体系,在国际油价浮动变化中形成了“买涨不买落”的现象。在缺乏立法和民间石油、石化企业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前提下,中国还是启动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但这些已开工兴建的石油储备基地未来由谁管理,巨额资金由谁承担,储备油由谁支配却仍然存在疑问
宁波市镇海区当地的普通居民，几乎对国家战略储备镇海基地(以下简称镇海基地)一无所知，仅有少数司机会问：“是不是岚山水库旁的那几个白色大油罐？”
从镇海中心城区向北驱车20多公里，农田尽处是中石化旗下的镇海炼油厂，与之相去不远，是一片雏形未现的工地，惟独耸立其中的4个白色巨型圆罐气势逼人，上面几个红色大字更是触目：“国家管道”。
建立战略储备的代价
镇海基地与岱山(浙江省舟山市)、黄岛(山东省青岛市)、大连(辽宁省大连市)属于国家石油储备计划一期工程批准的4个石油储备基地。其中，规模最大的镇海基地占地1.032平方公里，2006年底竣工后，基地将拥有52个油罐，可储备石油总计520万立方米。几乎同一时间开工的大连基地、岱山基地、黄岛基地将相继于2008年底前竣工。
根据国家石油储备计划，国家是石油战略储备的主要投资者，目前4个基地总计60亿元的建设资金由国家财政支出。但二期工程基地的建设资金、基地日常维护资金、购买储备油的资金又要多少呢？
科技部“中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对中国2020年的石油需求预测为3.6亿吨，中国需要进口原油约为2亿吨。根据中国石油储备计划的远期目标，2015年中国将实现国际能源机构(IEA)提出的净进口量90天的储备标准。假设到2020年，中国暂时只维持90天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中国石油储备量将达到4931.5万吨。如果在这5年中，中国有能力使90天这个数字一路上扬，届时国家石油储备量只会更大。
购买这些储备油需要多少钱？谁来为这些储备油买单？国家，还是企业？
至少，国家石油储备分别为158天、161天和127天的美国、日本与德国，并非全由国家买单。国家石油储备包括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和民间企业的义务储备。以美国为例，用于战略石油储备总计耗资20亿美元，这部分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拨款以及免除战略石油储备石油的关税、进口数量不受配额限制等相关优惠条件。民间企业的储备资金则由企业自行解决。
日本的国家石油储备中，民间企业储备占50%，对这部分储备政府不实行补助。德国实行的是政府、储备联盟及民间企业共同储备。除政府储备部分由国家财政拨款，储备联盟石油储备的费用来自银行贷款和会员交纳的会费，企业石油储备的费用由企业自行解决。
当中国石油储备达到90天储备量的目标时，民间企业的储备占多少比例？根据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2010年达到3750万吨石油储备量时，原油和成品油的储备标准为9:1，成品油储备全部分配给相关行业，原油储备中的1/3考虑分配给石油、石化、交通、民航及军工等相关行业进行建设和管理。
企业在完成储备任务时，用于储备设施建设和石油储备的资金由谁负担？如果企业不能从中获利，企业如何自愿以及有能力承担这笔费用？这是否就是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酝酿10年之久的原因？
上海社科院亚太问题专家王伶一博士说，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即有专家建议进行战略石油储备，但直至去年才正式启动该计划，除了10年间中国石油需求激增、缺乏能源立法等原因，筹措专项石油储备金是石油战略储备的关键。
上海社科院于近期已递交出一份为战略石油储备立法的报告。国土资源部能源研究所副主任车长波说，建立石油储备基地不等于进行石油储备，石油储备不代表能解决中国的能源危机。中国至今没有一部能源法，和一个能起实际作用的能源管理机构。
美国、日本、德国，以及IEA的成员国在启动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之初，均通过颁布相关能源法案或是类似日本的《石油储备法》，对国家石油储备的管理、建设、石油储备作出明确规定，同时通过免税等优惠条件鼓励民间企业进行石油储备。
中国在缺乏立法和民间石油、石化企业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前提下，还是决定启动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或许是在石油储备资金的筹措道路上寻到了一条途径。
1999年，中国对石油和石化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组建了中国石油集团和中国石化集团，形成南北竞争的格局；加上目前的中海油，中国国内的石油、石化行业基本形成三分天下的垄断局面。2000年，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分别在境外上市，大大增强了两大集团的融资能力。
如果，中国石油储备目标中，企业商用储备主要由这几大集团来承担，那么这些大集团至少能依靠境外大量投资者，逐渐实现石油储备，毕竟，2006年底中国承诺WTO开放中国石油、石化零售和批发市场，对境外企业及投资者有着极强的吸引力。目前，沿海地区已有境外石油企业挂牌经营。
何况，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霸主的背后还有“国有”二字。目前，负责镇海基地建设的是中石化建设公司，大连基地则有中石油大连石油化工公司负责工程实施。中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杜志炎说，中石化只是负责具体建设，但建设资金由政府承担。但不可否认的是，境外融资确实为中国石油储备计划的启动助推了一把。
此外，四大基地的选址也完全照顾了几大集团的需求。除了邻近港口便于运输的共同特点，四大基地均邻近中石化、中石油旗下企业。
以镇海基地为例，相邻的镇海炼化公司在当地有29年历史。成熟的原油码头以及附近大榭岛油港固然为镇海基地提供了现成的基础设施，但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造成石油供应短缺，镇海基地里那部分国家储备油首先将就近提供给镇海炼化。
今年初刚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占地56.22平方公里的宁波化工工业园区就围绕着镇海炼化及国家石油储备基地而分布，基本位于镇海区辖区内。镇海炼化今年获准启动的年产80万吨乙烯项目，加上原来的成品油产品，将成为整个化工园区产业链的最上游原材料。而面对浙江乃至华东地区逐年增高的塑料、纺织市场需求，宁波化工园区预计2010年将形成1000亿元的年产值。
.
.
.
.
.
.
第16篇：大国石油战略之中国：国家石油储备计划破壳而出(3 )
战略储备：四两拔千斤
石油储备只能应付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石油供应短缺，90天的储备量，甚至达到更多天数的石油储备，面对中国飞速增长的石油需求量，也是杯水车薪。但是，这数十天的石油储备却能抑制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
美国石油储备动用原则中规定，即使没有发生紧急事态，当总统认为原油供应可能因途径中断而造成供应不足时，也可动用国家石油储备。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每天向市场投放112万桶原油，起到了稳定市场、平抑价格的作用。
中国因为没有石油储备体系，在国际石油处于低价位时无法大量吸入，油价上涨时又无法减少进口量，形成“买涨不买落”的现象。2000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时，中国进口原油7000万吨，比1999年增加70%。随后原油价格回落，2001年底国际油价回落至每桶17美元左右，但此时中国却在释放库存压力，减少原油进口，2001年原油进口比上年下降7％。而国际油价高涨的2003年上半年，中国原油进口却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32.8%。
以现在每天进口200万桶石油计算，如果国际油价每桶上涨5美元，中国每天就要多支付1000万美元。2003年进口总额达到8000万吨左右，如果国际油价每桶变动1美元，将影响中国进口用汇48亿元人民币，直接影响我国GDP大概0.043个百分点。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衔接如此之近，只会极大地削弱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进口原油的主要来源地区，2002年，从这两个地区进口的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72.3%。但中东和北非地区因局势动荡造成的供油不稳，是中国石油进口来源的一大隐患。若是具备一定数量的石油储备，中国才能够在石油供应短缺时，动用国家石油储备，为国内油价筑起一道防护墙。
文中部分数据和内容引自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幼文、黄仁伟等著的《2004中国国际地位报告》
但是，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减小中国石油企业面对已经被瓜分的世界石油资源的尴尬，不但有尴尬，还有机制的落后引发的生存问题。不但国有的大型石油公司希望在世界石油市场中为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的能源安全上建功立业，民间资本也力图能够分到这块大蛋糕中的一块。伴随着这些问题成长起来的中国能源市场将何去何从？
.
.
.
.
.
第18篇：面对石油资源瓜分殆尽现实 中国公司突围的机会[推荐]
除了谋求进口石油的多元化，中国的石油公司正通过边缘突破谋求进入海外核心石油资源。在被西方主导着的世界石油格局下，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互纠缠。只有坚持才是取得市场话语权的惟一支点
海外石油：边缘突破
10月18日，中国和印度在西非油田主导权的争夺战中，中国在最后一分钟与安哥拉政府达成协议，夺得巨额石油合约项目。印度媒体和政府官员也都承认，印度没有足够的资源与中国争取非洲的石油资源——在这个项目上，中国付出了比印度高10倍的代价。
有人士透露说，“中国答应安哥拉政府大约总值20亿美元的各种援助项目，才夺得这个项目。而印度政府却只承诺给安哥拉2亿美元的发展铁道的援助。”
作为迟到者，这就是中国谋求海外石油资源突破所付出的代价。即使如此，在世界石油项目争夺战中，中国仍然频遭失败；偶有斩获，也大多属于石油产量下降的区域，或者规模偏小。西非油田是近年难得的收获之一。
“中国支付得起大量石油进口，但实际控制石油资源则十分艰难且成本过高。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itute)研究员瑙特博士认为，如果中国想作一个负责任的世界贸易国，实际控制石油资源也没有必要。中海油首席财务官邱子磊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的赞成。他对于中国没有获得更大规模的油田毫不意外，因为一些油田价格太高，海外生产还存在很大的风险。“中国应该保守一点，尽量买进石油。”
不过，中国的石油公司们并没有紧缩投资，而是恰恰相反。德意志银行称，中石油2004年计划在新项目上投资104亿美元，这一投资超过了除英国石油公司(BP)、壳牌石油公司(Shell)、法国的道达尔(Total)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 Mobil)的其他石油大亨。而三年前中石油的投资还不到75亿美元。在被西方主导的世界石油格局下，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互纠缠。虽然困难很多，但惟有坚持不懈地寻求突破，才是取得市场话语权的惟一支点和未来国家石油安全的基点。
在核心项目外徘徊
从1993年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起，中国就明确提出“走出去”开发海外石油资源。同年3月，中石油中标泰国邦亚区块项目，首次获得海外油田的开采权益。中国石油公司寻求海外突破的帷幕缓慢拉开。从近10年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的发展历程看，中国的海外石油开发业务正逐步由小到大、由点到面，不仅境外投资区域扩大，作业量和境外合作的形式都在提高。
然而，中国海外石油战略面对的却是世界业已形成的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和能源分配体系。在一些大宗油田收购案中，中国的石油公司大多数处于下风。尽管不断支出高昂成本寻求海外资源，2003年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石油储备仍然不断下降；中海油的石油储备虽然有所增加，但是该公司规模相对较小，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石油需求。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童莉霞介绍说，到2002年底，中国3大石油公司共在境外参与油气开发项目近30个，海外原油作业达每年2000万吨。中国早期的海外石油开发主要以合作开采、产量分成形式与资源国合作，油田多规模小、构造复杂、原油产量也较少；而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企业更多以参股或收购方式获取海外石油资源，原油的开采数量和收益也有较大提高。近几年，中国石油公司收购海外石油资产在国际石油资源竞争中越来越显示出积极主动的姿态，中国海外原油作业量平均每年增长50%以上。2004年10月，胡锦涛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访问，随同出访的有中海油总经理的傅成玉。从今年年初开始大力实施的高层外交态势，为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石化在2003年重组成立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和国际石油工程公司，到2003年底，投标已近10个项目；中石油计划到2005年将使海外合作油田产量达到3500万吨，2010年达到5000万吨；而中海油的预期是，到2005年海外油气总产量达到2200万桶到2400万桶(每吨约折合7桶)。
但据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相关人士介绍，由于起步晚和各种条件限制，中国石油公司现在还未触碰国外采油核心项目，尤其是接触世界石油命脉。
无论从产业发展还是国家安全看，海外石油投资都极具战略意义。童莉霞强调，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如政府支持境外投资的政策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府支持海外投资的政策还未到立法高度；政府的各种审批时间过长、手续复杂，导致一些项目贻误最佳投资时间。
受制于人
2003年5月，中海油与中石化先后发表声明：放弃收购BG北里海合作开采协议中的相关股份。这是继2002年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失败后中国石油公司海外扩张再次受挫。
此前，根据与英国BG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如果BG原有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认购权，中石化将在3月11日后以6.15亿美元收购BG子公司“BG国际”持有的北里海油田项目16.67%股权的一半。中海油将在两个月后以同样价格买进此股权的另一半。协议签署后60天的有效期内，两家公司的高层人士和国家商务部官员奔波在各项目伙伴公司和北里海油田所在国，尽最大努力排除协议中的所附条件。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地理和政治都极具战略意义的油田。
按规定，此次交易实行“一票否决制”，即BG的6个合作伙伴不能有一方提出行使优先认股权，否则交易将被否决。交易被否决后，海外媒体和业内人士猜想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因素——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是最有可能行使这一优先认购权的股东。相关人士强调，不能排除壳牌和埃克森美孚利用行使优先认购北里海项目股权的机会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可能性：壳牌、埃克森美孚与中石化在中国江苏、广东和福建分别建设500座及1100座合资加油站的协议，等待中国政府的最后批准也已多时。北里海收购之变，显示了壳牌、埃克森美孚的耐心已尽。
2002年底中石油从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转让投标中“主动”退出，更让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突破备受打击。斯拉夫是俄罗斯第8大石油公司。斯拉夫石油公司起拍价为17亿美元。在中石油宣布参加竞拍前，有13家公司向俄罗斯反垄断部申请参与拍卖，而中石油的参与可能将出价提到起拍价的一倍。
中石油的退出，与俄罗斯国会突然修改的一项法律有关。中石油专门研究俄罗斯投资环境的高级经济师许小杰说，俄罗斯修改私有化条例后，中石油显然已不符合竞买资格。
俄罗斯政治家、杜马议员尼米佐夫表示，中国政府拥有的中石油希望获得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控股权，将使中国拥有对俄罗斯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杠杆；如果俄罗斯允许其参加竞标，等于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地缘政治错误。俄罗斯的媒体甚至说，俄罗斯有关当局已做好准备，如果中国人执意参加拍卖仪式，拍卖行动将被取消。中石油的“主动”退出，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体面撤离。国际石油竞争往往在大石油公司中展开，但背后都是各自政府和利益集团。石油作为全球战略能源，牵涉到的已不仅是公司利益。
外交政策的分析家们太过强调地缘政治成分，但并不真正理解世界石油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世界石油市场出价买油，还是能得到石油。然而，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itute)研究员彼得凡兰多 Peter VanDoren)认为，人们夸大了地缘政治的作用，那已经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成为过去。
“中国应该学习来自市场的教训。当两方都急需某个东西时，出钱多的自然就胜出。”俄罗斯当然会跟出钱更多的一方走。五角大楼顾问、美国著名智库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的教授托马斯巴奈特( Thomas Barnett)博士同样认为，“地缘政治说”并不可信。包括安纳线和安大线之争，这一些都说明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由种种意识形态和敌意主导的中俄日关系应该全面由金钱来主导。
触犯美国
1990年代中期，对苏丹南部油田的开发成为中国海外石油投资最大项目，十年间苏丹成为中国海外石油开发重要基地。2001年，中石油在苏丹的投资成本全部收回，每年可获得约4亿美元的可观收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份额油总值超过1000万吨，位居海外份额油来源首位，约占中国全年石油进口量11%。中石化从2003年开始，参与在苏丹的石油开发。
中国介入前，苏丹的石油开采主要被美国的石油公司所控制。但由于苏丹的人权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对苏丹进行制裁。苏丹无法与美国继续合作，转向美国以外的公司。中国此时介入，不需要支付前期勘探成本。
美国认为此举损害了它的利益和感情。深陷伊拉克困境的美国，在对苏丹保持了16个月的沉默后，开始涉足达尔富尔危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金良祥认为，尽管苏丹的确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但本质上这是一场国内冲突，解决问题的责任方应是苏丹政府。如果美国在此时对苏丹实施制裁，不仅意味着中国石油企业将直接蒙受损失，中国长期能源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美国在中东、中亚和非洲的制裁和干涉，处处都和石油有关，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
加图研究所研究员彼得凡多兰并不完全认同：出售资源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首先是经济行为体，敌友关系在第二位。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盟友，但国务卿鲍威尔几周前去沙特要求降低价格，增加生产，却没有什么结果；挪威是美国盟友，但卖油时要价一点也不会低。
世界政策研究所詹姆士.瑙特总是与凡多兰站在一起。他认为，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并不总和政府的利益一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和政府的利益相反。因此遏制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当然，瑙特补充道，“将来中国可能为控制东南亚和中亚的石油资源而与美国竞争，美国也可能遏制中国；但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及其盟国海空力量是占绝对优势的。间接冲突还是有可能的，例如中国会通过支持对美国不友好的产油国家获得对美优势。
规避风险
努力参与国际性并购、做事方式更符合国际规则、能力都逐渐提高，海外上市中国石油公司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石油公司。他们看中的项目和提出的价码已被欧洲公司和国际投行认可，强大现金流也使他们有更大的机会。虽然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一些大宗油田收购案中不断遭受打击，但他们基本认同这是国际商业收购中经常发生的事，“任何公司都需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利益，在最后时刻行使自己的各种权利并不代表什么”。
日本在对外承包项目时，向招标方递上所有标书都是一个价格，选上不分你我。这件事给中石油的一位高层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中国石油公司要在海外更好地争夺国际能源，消除国内同行恶性竞争非常必要。”
中石化在2001年整合成立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和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统一品牌对外竞争前，基本都是旗下名目繁杂的二级公司各自出击。不仅相互间有恶性竞争，且不利于中国石油公司的统一品牌。现在虽然情况有所改观，但中国的3大石油公司基本还是各自为政，某些情况下还有相互拆台的现象。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青认为，这种情况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有关，中国的企业还没有学会怎么去合作。“国内行业间确实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以防止恶性竞争，减少海外投资风险。” 他说。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强调了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拓展的安全性问题。中国石油公司在外国的石油股份对于所在国的公民来说，是被“外国人”占有的资产。因此，如果某日这些国家发生“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在那里的产权就会随时受到威胁。通过结构性安排以规避产权与海外资源风险是现在中国跨国公司最大的挑战，也是中国外交的热点问题。
中国今天能找到的海外资源所在地往往是“高风险”国家，法治秩序可靠的国家资源早已名花有主。陈志武建议，中国公司海外扩张，全资、合资、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和“曲线”投资，越靠后思路对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安全越可靠。其中，“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在发展中国家拓展最为理想：通过服务合同形式与当地签订合约，只提供技术、人力和销售服务，不承担太多投资风险，保证中国得到足够多能源。陈还建议，可以考虑通过直接购买海外跨国公司股份形式介入海外经营。
“成就中国的哈里波顿，甚至超越哈里波顿也不是不可能。”许大坤说，他是中油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油国际)总经理。
中国在石油工程上有诸多优势，有世界上先进的石油钻探技术，有丰富的陆象石油开采经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庞大、专业最全面的技术队伍之一，按照许大坤的设想，中油国际的海外营业额翻五番，从3亿美元发展到100亿美元。如果进一步整合中国石油集团在国内石油工程领域80亿到100亿美元的产值，中国石油在油田工程服务项目上的规模就超过了哈里波顿。现在的状况，国内市场仍是中国石油旗下的工程队主要战场。哈里波顿(Halliburton， HAL.US)是全球第一大油田工程技术服务企业。而哈里波顿的前任CEO正是现任美国副总统查理切尼。
成为大公司的基因
“要实现这个目标，恐怕还要等后来人。”在采访过程中，他的眼神不时转向公司会议室墙上的那幅世界地图，神情专注。许大坤明年就要退休，他已经不能亲手实现原定计划了。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完成的合同营业额就有3亿多美元，而到200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亿美元。公司的营业额在这三年多来一直是以高于50％的速度增长的。但从整个国际市场来看，中油国际还只是一个小公司。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回头想想你这辈子做过的最不可能的事情，如今看来都会挺容易。”许大坤并不认为实现赶超哈里波顿是个梦。事实上，中油国际已经做到了很多“不可能”。这不光表现在营业额的增长上，这3年多的时间里，许大坤所带的技术队伍从45支增长到了174支，工程服务项目从18个国家做到了28个国家，石油物资装备出口从52个国家扩展到59个国家，取得了国际大公司的承认。2003年公司的利润就达到了5亿多美元，其中来自海外的占到4.9亿美元。
中油国际2000年成立，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下属的4家公司合并而成。2000年4月，中国石油拆分出中石油(PetroChina，0857.HK，PTR.US)上市，上市公司包含了中国石油的优质项目。整合4家公司的中油海外，成立之初亏损2000万，如不利用国际资源、不面向国际市场，不可能保持先进。许大坤这一思想带领中油国际走到今天。
中油国际是一家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提供项目承包、工程技术服务的公司。在石油产业链中，通常开采、勘探和施工，以及油服等统称为上游；在整个上游中，目前，哈里波顿、斯伦贝谢等国际巨头通常作为一级工程公司，占据着大部分市场份额，而中油国际则主要是作为二级工程公司。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内公司在海外投资的项目，主要是指中油集团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CNODC)承接的项目。中油国际承接的项目中，有4成来自CNODC；其次是世界石油公司；最后才是中石油的项目。许大坤介绍说，“现在，各国家石油公司以及大石油公司已经占到了我们服务对象的一半以上，这部分的利润也占到了一半以上。”他认为这是中油海外真正国际化的标志。
许大坤介绍说，中油国际的目前的工作主要是理顺4个子公司的关系，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制定出击海外市场的整体战略。中油国际所属的4家子公司都有自己的工程队，为了避免相互之间形成竞争关系，母公司没有建基础队伍。中油国际的工作流程是，从国际市场拿到合同，然后从子公司的工程队里挑人，经过培训以后，由这些工程队来承接项目。
“我们现在在做母公司层面上应该做的事情。”许大坤认为这是中油国际成长为大公司的基因。中油国际先后与几家银行签署了授信合同，解决子公司们的融资问题，“现在对这些公司来说，50亿的贷款额度没有任何问题”。
哈里波顿之路
中油国际和所属的4家公司是母子公司关系。当初没有考虑总、分公司这样的结构，是想“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母公司提供市场和服务，子公司则按照母公司的管理方法来管理。“总、分公司这样的结构，总公司和子公司都是经济实体，容易造成竞争关系。这样的话，下面的工程队怎么肯跟我出去？ ”
“先有儿子后有爹的状况，使母公司的管理非常困难。”子公司先于中油国际存在；工程队属于子公司，它们遇到的矛盾是子公司的家事，母公司不方便干涉。中油国际缺乏足够的管理权限，因而各工程队可以在没有母公司的情况下自己去竞标承接项目，事实上中油国际也鼓励它们自行发展，并不具备硬性限制的能力。在他们自己出去承接项目遇到困难时，母公司还需要出手帮他们。
另一个让许大坤挠头的，是处理母公司与中油集团、各专业服务队伍，以及石油管理局的关系。工程队还是由石油局来管理，中油国际对它们没有实际掌控力。而中油集团存续部分主要资产是生产服务型企业和石油勘探开发，这大概是中油集团硕果仅存的原主营业务。
对于中国石油来说，主要的市场还在国内。由许大坤带出国，在国际化生存中改善管理，在国际化当中学会游戏规则的毕竟还是少数。对许大坤的哈里波顿之梦，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事实上，由他带出国的队伍没有不赚钱的，而自己去揽项目的国内队伍多半亏损。
“中石油通过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够进入国际市场。集团公司根据经验，提出进一步的资源整合目标也是可能的。”许大坤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中国石油进一步地整合国内资源，是实现中油国际哈里波顿之梦的必经之路。
作为一个后进者，许大坤并不认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是中油国际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突破自己的认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国外的工程队往往是在拿到项目之后临时组建的，这就大大节省了开支。
按照现有50％左右的速度发展，以2003年12亿美元的营业额作为基数，中油国际海外营业额将于2010年前后达到100亿美元的规模，中油国际不仅能超额完成集团任务，而且，“如果处理好了，可以发展成为中国的哈里波顿，甚至超越之；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这个公司就垮掉了。”许大坤这样认为。现在的国际市场上，中国的石油公司以低价恶性竞争；限制中国公司竞标的数量，找一个外国公司竞标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
边际油田效应
如同解决一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解决中国的石油问题也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到国外去寻找石油资源是最直接、最能看到成效的一个办法。但不是惟一的办法。”许大坤说，可以寻找替代性能源，可以改变国内现有的石油金融方式等等。我们可以利用中国人擅长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可以进行旧油田的再开发，可以通过提供服务来换取石油资源，也可以用服务来换取美元，再来购买石油。
中油国际和国际上一家大石油公司各自承接了委内瑞拉的老油田开发项目。“结果那家公司的产油量和他们平时的差不多，而我们的项目则增产了9倍。”中油国际在国外取得的成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取得产油国油田开发项目的机会。许大坤肯定地说。但对于中油国际这样的企业，需要国家减少对其的行政审批程序，为它们提供政策、金融支持。这样才可能尽可能多地拿到获取石油资源的机会。“别的企业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石油企业都有。”许大坤说，而相对于哈里波顿这样的国际巨头，中国的企业显得身影单薄。
广汇集团80亿元重金介入LND项目，被称做“民间的西气东输”，这个计划也被认为是打破国家能源垄断破冰之举。但这个项目与其它试图进入该领域的民间资本一样：面对国外大企业，实力太弱；面对国内政策壁垒，空间太小
在国家掌握石油命脉的前提下，中国是否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国家垄断的石油产业，让它们能更灵活有效地与外国公司合作，并成为国家石油战略突围中的一步棋呢？
“没有第二个人拥有我这样的优势。”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极其自信。已在能源领域插上一刀的孙对记者说，他要的是“民营企业的垄断机会”。
中亚和里海地区被认为是继中东地区之后未来最大的石油储备地，潜力巨大。大本营在新疆的孙广信拥有绝对的地缘优势。从石油设备贸易的商机中发家的他，对石油行业又很了解。我们很难预见他会有多大的作为，重要的是，他已开始。
在新一轮石油价格飚升中，新的产业机会已经显现。
民营企业的破冰之旅
2002年4月，孙广信做出了一个让市场震惊的决定：新疆广汇集团将以80亿元重金介入LNG(液化天然气)项目。这被称为“民间的西气东输”。广汇计划是把新疆开采的天然气进行压缩液化，通过公路和铁路运输到东南沿海地区。这个计划被认为是在国家垄断的能源领域破冰之行的成功。
“LNG才是广汇成功的开始，是广汇走出新疆、走出中国的拳头产品。” 孙广信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确实有15.7亿元投资借道LNG进入能源产业，并想用5～6年的时间完成80亿元以上的投资，最终形成广汇集团200亿元以上销售规模，跻身国内大企业前100强。目前相关的批复已经全部拿到。”
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垄断机会”吸引着广汇，也吸引着新希望集团进入城市的燃气市场。2004年5月27日，刘永好对外宣称已经在国内拿下了10个城市的天然气独家销售协议，而且“希望在年底能再拿到另10个城市的独家销售权”。由此，新希望将投资20个亿。
但无论是孙广信还是刘永好，外界对于他们所涉足项目的最终结果，都持观望态度。因为在新的历史被他们书写完成前，没人敢断定他们能否成功，除了他们自己。
国内著名的石油战略专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闻知这个消息时，连呼“难以置信”。他认为，广汇LNG项目在三个环节中存在问题：上游的土哈油田天然气产量今年呈下降趋势；下游的目标城市，原先广汇集团计划是避开西气东输项目，但事实上很难实现，和西气东输的价格相比，广汇LNG没有价格优势；中游的运输没有经过时间检验，安全技术问题完全依靠国外的一些资料和国外专家。
刘永好也可能面对同样的困境。城市燃气之所以能保持暴利，是因为几年前建设部下发的《意见》中，在价格和初装费等问题上都存在政策空白。如果政策变化，刘永好就要面对长达8年的投资回收期。如果这样，城市燃气之与刘永好，就如同包头电解铝之与刘永行。
“不过，他们敢如此大手笔地展开行动，相信他们早和各级政府部门沟通好了，在各方面得到了支持。”一位业内人士说。
夹缝中的民营企业
其实，在能源产业中能进入的环节，都有民间资本的身影。他们主要集中在合成纤维及其原料、石油化工下游的材料加工、成品油销售、润滑油、石油沥青和燃气等领域。在润滑油市场，民营企业已经有了32％的占有率，但多为中低档产品。在终端的加油站市场中，记录在册的75000座加油站中，估计有35000座是民资背景的。
“民间资本投资石油产业要慎重。” 车长波告诫说。车长波是国土资源部能源研究所的副所长。民间资本在中国的石油产业中备感压抑。很多人先期很冲动地进入石油产业链中，比如石油炼化。“可能第一年是盈利的。但是石油的配额控制在发改委手里，石油的供给控制在国家批准的几家公司手里，如果拿不到石油，炼化厂不 就死了吗？”虽然有很多民间加油站存在，但大中小城市都是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地盘，而且这两家集团还在不断收购民营加油站。对于新建加油站，国家明确规定，这项权力只属于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集团。业内人士介绍说，陕西、山东等地存在小型的民营油田，但这些都是国家整改的对象。
漫漫石油梦
“从总体说来，石油产业中的民资正在慢慢变少。”中石化一位人士称。从此前的报道中可知，国家发改委正在限制民营资本进入石油产业。
中国证监会日前下发了对湖北天发石油处罚60万元的决定书。原因是由于财务报告虚假陈述、配股资金使用情况与信息披露不符以及未披露重大事项等违规行为。天发已然是国内民营油企的翘楚。“也许国有企业也有管理上的不足，但至少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国内民营企业的重重问题，是国家政策迟迟不松动的原因。民营企业人士也认为，民营油企在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方面都有先天的缺陷。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在2004年，国内成品油零售权将放开，到2006年年底国内将放开石油的批发权，有业内人士认为，零售和批发权放开后，炼油权也必将松动。
另一方面，中国在能源开发上需要民间资本介入。中国许多大型能源项目都是靠国家投资，因此甚至需要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为什么不进行一些改革？允许民间资金进来，共同发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说，油企业务没有天然垄断性。“我们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石油天然气行业，而且有了民间和地方的积极性，石油工业遇到的许多社会问题就有可能解决。”在他看来，只要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只要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福祉的维护，那么任何合法的投资都应该加以鼓励。
不过，民营资本在投资油气资源的时候，也要看到其中的巨大风险，尤其是上游的勘探、开采。“石油的上游产业有很大的资本沉没效应，也许花下去几十亿元，连个响都听不到。”国土资源部能源研究所的车长波副主任说。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资本量和技术积累都不足以进入这个领域，但他们的规模会越来越大。“现阶段，我们还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模式，既能吸纳民间资金，又能满足行业整体性发展的需要。关键是，我们要看重这部分资金的潜力。不过，这也要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周大地说，这部分的工作显然是政府应该做的。
等待时机到来
虽然一批进入石油产业的民营企业倒下来，但总有后继者。它们孜孜以求地经营着现有的项目和领域，并寻找机会渗透到更核心的环节。
今年的6月18日，大连实德集团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签署了一份意向协议书。此次项目包括一个年产130万吨的乙烯工厂和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炼油厂，项目的建设地址在旅顺的双岛湾。有消息称这个项目的投入金额最终将高达50亿美元。这份意向协议书的签订是实德进军油气领域的一个信号。
可是，行业主管部门采取审批制等手段排挤系统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进入，同时他们通过指令性的方式授权行业垄断企业担任项目业主，构成了民营资本进入的天然屏障。同时，组建一个1000万吨炼油厂，无论是在原油的来源上，还是成品油的销售上，也存在着太多的未知。
从1980年代开始，中信集团就先后融入电力、煤炭等能源行业，但始终没有进入到油气业务的核心环节。1986年，入主中国中海直总公司，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英、美、荷、意、法等国的石油公司提供飞行运输服务，但是中信在中海直所占的股份并不是很重。在试探失败之后，中信集团开始等待时机到来。2002年，国际油价高企，中国油品供需缺口进一步加大，就是中信等来的机会。它和加拿大艾芬豪集团旗下皇朝公司一拍即合，这家公司以油气勘探为核心业务，与石油输出国有良好合作关系。
中信和中石油都希望合作，共同开发国际市场。此外，中信也带着皇朝与中石油谈判开发位于四川的部分区块。在中信的鼎立相助下，皇朝得到了在中国的三个石油天然气项目。最新的一块是四川盆地梓潼天然气区块的石油分成项目。该项目于2002年9月签署，总投资不少于5000万美元。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建议要从机制上考虑国家石油安全。他认为，民营公司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不支付勘探成本，二是采富弃贫，哪儿好出油，他就往哪儿打，往哪儿钻。在勘探开发领域，应该允许民营资本来投资；现在石油企业和当地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的矛盾，油区秩序问题是困扰每一个油田的大问题，是否可以考虑让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势，参与分享一些老少边穷地区非主力油田的收益？也值得探讨。
对于国内的民间资本来说，也许要等待的东西还不只是一个时机。政策的转变、具体的监管体制、法律的出台也是更加重要。
孙广信观点
1.LNG是是广汇走出新疆、走出中国的拳头产品
2.15.7亿元资金借道LNG进入能源产业，用5～6年的时间完成80亿元投资
3.最终形成广汇集团200亿元销售规模，跻身国内大企业前100强
周大地观点
1.上游的土哈油田天然气产量今年呈下降趋势
2.和西气东输的价格相比，广汇LNG没有价格优势
3.安全技术问题完全依靠国外的一些资料和国外专家，中游的运输没有经过时间检验
国际油价再次触动了中国经济的神经。10月15日、18日，美国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两次冲高至55美元/桶以上。随即股市、汇市、黄金、物价与油价产生了系列的联动，这再次印证了曾经作为硬通货的石油的影响力。
国际油价的高企，一方面增加了国内宏观调控的难度；而生产成本的增加，又将触动各相关产业链的敏感神经。作为第二大石油需求国，中国必然要牵扯到国际石油金融的冲击中。
恰逢其时，近期推出的燃料油期货弥补、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石油定价权中的声音。处在国际石油定价体系之外的中国，正设法寻求突围，减弱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突破定价体系
据标准普尔分析，中国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不到0.1%。其中，燃料油是对国际油价产生影响的一种产品。8月25日，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燃料油期货。为争取在国际石油定价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中国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自1980年里根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开放货币、期货及衍生工具市场后，石油期货交易逐渐成为国际石油的定价手段，油价的定价权也开始由欧佩克逐渐向纽约商品交易所等三大期货交易所转移。
近两年，随着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的兴起，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油定价中已完全扮演了主角。按地域划分，所有在北美生产或销往北美的原油都以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为作价基准；从原苏联、非洲以及中东销往欧洲的原油则以布伦特原油为作价基准；中东产油国生产或从中东销往亚洲的原油以前多以阿联酋迪拜原油为作价基准油；远东市场参照的油品主要是马来西亚塔皮斯轻质原油(TAPIS)和印度尼西亚的米纳斯原油(MINAS)。
从1998年开始，中国原油价格与国际接轨。目前，绝大部分原油的作价与印尼的部分原油联动，少部分原油与马来西亚的Tapis联动，由发改委按照国际同品质原油前一阶段的离岸均价来对国内原油价格进行相应调整。成品油在2000年开始以纽约、鹿特丹、新加坡三地市场的加权平均价作为定价依据。
中国石油等国内四家巨头特许参与的国际石油期货交易只是被动地跟踪国外基准价，并未真正参与到国际油市的定价形成中。推出燃料油期货，正是国家实施石油发展战略的一步重要“棋子”：既能争取国际石油的定价权，又能帮助石化企业避险，同时也为将来推出成品油、原油等成熟期货产品开好先锋。
标准普尔分析显示，拥有石油定价的发言权，至少能让中国企业节约1-3美元/桶的石油进口成本——相对美国的定价。预计到2020年，即便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到55%以上，只要中国拥有了同石油需求量等比的发言权，中国的石油使用成本将大大降低。这将使包括中国石油巨头在内的上下游企业一体受惠——各大石油公司也在支持中国争取更多发言权，尽管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的更多发言权会对国内大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造成冲击。在9月末举办的《中国国际石油石化企业高峰论坛》上，中石化副总裁韩根生就表示，希望在国内开设石油期货交易市场，改革国内成品油价格构成。
外交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夏义善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买得起石油，关键是购买的价格。据介绍，2000年中国购买原油所用的外汇仅占进口总额的5%。在今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略高于石油进口量的增长，因而完全有能力承受石油进口量增加所需的外汇支出。
挑战物价与货币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两度冲高到55美元/桶以上后，引起美国、日本及中国等主要石油需求大国的通胀预期增加。
作为第二大石油需求国，中国自然也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辐射。申银万国最新石油分析报告指出，若全年油价上涨30％，将使中国总物价水平上涨1.5％，并延长物价高位运行时间。过去三十年，全球爆发过三次石油危机。随之出现的三次油价暴涨，引发了美国、日本等工业国家的通货膨胀，以石油为主的能源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此得以确认。8月中旬开始的国际油价飞涨，8月25日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格，向消费者传达一种信号：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明显加大。
8月-10月间原油涨价，明显增加了国内物价尤其是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投资增速下降和物价涨幅回落，使物价维持高位的时间延长。以新加坡期市每桶原油52美元计，目前，中国每天输入200万桶原油，较之纽约期油6月底每桶38美元的水平，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每天要多花费3000万美元的外汇购买原油。若油价持续保持这一高位，我国一个月在原油进口上的花费就有9亿美元。
原油价格的波动向来不是独立的。比如，油价大幅度波动持续时间较长，就会导致通胀。一国出现较严重的通胀时，该国货币购买力会下降，货币标价的黄金价格将上涨，与物价相对稳定国的货币汇率就会贬值。
在中国，人民币与石油价格的联动没那么直接。由于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石油价格上涨对汇率的作用，基本通过物价、购买力等间接影响的，中国汇率变动对油价变动有点免疫。今年十一期间的G7会议上，人民币币值问题及浮动汇率制再次成为焦点。但外管局官员称，中国浮动汇率制安排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尽管国内外游资还不能直接利用原油期货左右中国的汇率变动，但人民币汇率受到的调整压力已经充分显现。
触动产业链神经
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认为，油价每上升5美元，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约0.3％。高企的油价不仅会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也将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损害。油价高企，可能会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使现行的调控政策持续更长一段时间。
8月24日，上述忧虑甚至引发国家最高层出面提醒“防止石油消费泡沫”，防止宏观调控反弹。就在国家发改委发出今年内第3次涨价通知之后，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要求“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
目前，国际油价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将直接提高物价、增加外汇支出，从而降低了GDP增长率；另一方面，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下游产品生产成本上升，间接表现为产品出口可能下降，而进口国由于油价上涨导致收支困难，也降低了进口能力。由于在产业链中所处位置不同，油价对各行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往往对原油依赖程度越高的产业，受油价的影响就越大。
随油价的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公布一份报告，称2004年全球经济4.3％的增长预期将下调到4％，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降至7％，下降幅度达1.75%。对今后国际油价走势的看法，业内各执一词。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认为2004年的平均油价达39美元/桶，中国将是高油价最大的承受者。摩根士丹利则认为2004年冬季原油价格可能达到50美元/桶。
日本也是石油消费大国，它在1999年的时候，在它的东京上市交易所里面开始进口原油，它现在力争要成为亚洲的能源价格的中心，这将对没有定价权的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上海期货交易所研发部张宏民研究员提醒道。国际石油期货在不断刷新历史高点的同时，中国要做的，就是尽早开展全面的石油期货交易，才能有效规避国际油价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于4年前开展的石油金融业务，深圳发展银行在价格强劲上扬的燃料油市场上笑得合不拢嘴。
2000年，深发展在广州分行设立了国内银行业的第一个能源事业部，通过票据业务和自偿性贸易融资介入燃料油市场。广州分行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梁超杰向本刊透露，深发展的目光已经穿越当前已经向石油贸易企业提供的融资业务，盯住了即将开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在国际石油市场中，银行业所掌控的信贷资本，不仅是国际石油工业发展的命脉，更一直是左右石油价格的重要力量。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信贷支持控制石油产出、贸易和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国际石油衍生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操作，控制现货和期货价格。
深发展能做的石油金融，还只是票据业务和贸易融资。当它把石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时，通过向石油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一方面以深发展为代表的银行得利，另一方面间接稳定了市场乃至国家经济——这直接决定着中国能否有能力化解国际石油炒家带来的风险。
深发展广州分行能源事业部总经理郑勤对自己的工作相当满意。广州分行的能源金融业务已经占到该分行业务量的50%以上。郑勤表示，目前向国内油商提供的授信额度使用额已超过1000亿元，前两年的利润都达到1亿元，且贷款质量均有所保证。
事实上，抓住授信，就等于抓住了能源贸易中的资金瓶颈。既然国内80%的燃料油都来自黄埔港及其他广东口岸，广州分行能源事业部在设立之初就有在这块领域做成全国霸主的打算——在向中石化、中石油这些上游企业提供贷款之后，去年6月，深发展向广东7家燃料油企业每家提供贷款8000万元，总计5.6亿的授信，其中不乏中国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中化广东进出口公司这些大型企业。资料显示，深发展在石油行业的授信客户已经超过200家。
然而，单纯额度授信也不够用，自偿性贸易融资是广州分行的第二步棋。传统的授信模式注重企业的资产规模、行业地位、财务报表、担保和抵押，而通过自偿性贸易融资，从事石油贸易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得到贷款机会。深发展对大中小燃料油企业资金缺口的解决方案，在珠海格力石化副总经理王强的口中得到了肯定，“银行的介入，相当程度上帮助下游企业规避了风险。”
随着7月底深发展与中化集团在北京签署票据业务全面合作协议，深发展的各分支行正向着一个整体的融资平台统一。显而易见，深发展在能源金融的融资领域中一家独大局面已成，剩下的就是未来国内即将开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国内银行业经营金融衍生品的牌照尚处在开放前夜。据介绍，按照银监会的安排，深发展经营金融衍生品资格年底前可能获批。在拿到牌照之前，深发展已经和将近70%的本土燃料油分销商建立了合作关系。梁超杰透露，深发展正以法国兴业那样的专业银行为目标，着力打造成为最适合能源行业的金融服务平台。
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法国兴业集团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进入了能源市场。作为能源服务专业银行，他们正在努力拓展其占总业务量1/4的中国业务。兴业银行尤擅金融衍生品和结构性融资，更是石油及天然气融资领域的翘楚。自1999年来，兴业银行在全球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品领域交易额超过70亿美元，与70%~80%的油品供应商有合作关系。
在未来石油期货市场完全建立之前，兴业与深发展先行强强联手，不仅有利于深发展深化金融服务，对整个石油行业金融产业链的打造也不无裨益。深发展内部人士透露，同样是服务上下游油品企业的银行，两家未来会在资金结算、开发油品企业利率及汇率风险管理产品等方面展开进一步合作。
实际上，国际上金融资本与石油产业的结合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缘于对日本市场期货的错误判断。由于国内银行业在监管、评估等方面可能出现问题，对于能源金融衍生品的未来，格力石化的副总经理王强表示观望。
以兴业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业对石油的风险投资涵盖了石油资源的风险勘探和开发、石油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和各类石油市场上金融工具的投机。包括兴业银行在内，摩根士丹利以及德意志银行等都在积极向中国燃料油企业推销风险管理方案。2006年银行业开放大限未到，国际金融资本在能源领域扩张的触角显然已经探到了中国门前。
对于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来说，与石油产业的合作不但缺乏经验，而且尚未深入。不管怎样，深发展已经作出了尝试，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石油金融体系正蹒跚起步。
| 欢迎光临 ASPCN防雷技术论坛 (http://asp.cn/) | Powered by Discuz! X3.2 |